非虚构作家阎海军：为沉默的村庄发声
[摘要]乡村有价值的东西很多，只是由于过去三十年或者说我们骨子里一直以来都是信奉“有钱能使鬼推磨”，所以才忽略了乡村的价值。
学者钱理群曾总结一个现象，他身边的农村学生都很朴实、勤学、善良，对农村生活也更了解，但这些学生很少从事相关研究。
《大地上的亲人：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一书的作者黄灯（中山大学中文系博士），曾谈起，她的丈夫虽然才是跟这个家族更亲密的人，但丈夫很少谈论家里的事，反而是她以农村儿媳的身份讲述这些故事。
阎海军也是从农村走向城市的一员，在城市工作，买房落户，成家生子。在城市待了十几年后，他意识到，“自己永远无法融入城市”。这些年，他选择将重心放到农村老家，为那些沉默的村庄发声。
2017年夏天，我们通过邮件取得联系。以下为阎海军个人表述，记者根据邮件回复整理而成。
户籍变起来只是改几个字的事，但农民变市民没那么简单
我小时候听过一个段子，说农村考上大学的同学，“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
这个段子很形象。
我觉得，主要原因是社会主流意识弘扬光鲜亮丽的物欲、消费等价值，农村孩子在这种评判标准面前自感低人三等，所以刻意抹去身份痕迹。穷人都渴望“体面”，在瞧不起乡村落后面的社会舆论里，刻意掩饰贫穷是很正常的现象。说白了，农村人不够自信。
我经历过底层的困顿，除了种田的艰辛，还体验过各种打工生活。这种底层生活对我的人生是一种洗礼。它决定了我看待底层的态度。后来我决定参加自考，自考是一种社会化学历考试，一门一门自学，然后统一参加国家组织的考试，学分修够了发毕业证。文凭含金量不及全日制，但比成人高考、函授等所有非全日制文凭都更加受人尊重，而且能学到真知识，主要原因是花钱少。那时候，我边打工边自学，很辛苦，拼的是毅力。汉语言文学、新闻都学，后来终于通过了兰州大学的自考。
十几年来，我在城市里工作、买房落户、安家生子，但我觉得自己并没有真正融入到城市里，主要是心理层面，还有文化层面。城里人眼里的农民是一个很难改变的角色。户籍变起来只是改几个字的事，但生活习惯、思维方式、逻辑方式要改变得花很长的时间。一个人童年、少年、青年时代生活在哪里，他的骨子里就染上了那个环境的基因。文化是能渗透的，它渗透到人的骨头，血液。农民变市民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我自己觉得，我个人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是绑在一起的，我无法完成一个家庭的彻底城市化，这个国家也难以让全部农民都城市化。所以行不通的路，就得变换思路，绕着走。
“吃饭就是为了活着，活着就是为了吃饭”
我性格悲观，这和生长我的地理环境有关，也和我的遭遇有关。我们常说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陇中的山水实在是太糟糕了，能在那里活下来就很不容易，再谈发展是相当难的。任何观点和理念，都要结合实际的社会基础。
也就是在这种沉重的气息中，我坚持做了关于农村书写的事。将来自然还会这么做。在壁垒森严的市场之瓮，一切价值的衡量标准就是：值多少钱。这给人文世界造成了毁灭性的的摧残，让无数原本纯洁的灵魂无端扭曲。像我熟悉的很多农村孩子学习困难，大多上了技校，毕业进流水线工厂。他们想法简单——挣钱，消费。有孩子跟我说：“吃饭就是为了活着，活着就是为了吃饭。”前几天，有个视频很火，高晓松批评清华一位博士过度关心就业，不关心国家。“高校成了职业培训所”，不只高晓松，很多人都感受到了。没知识的为了消费而活，有知识的也为了消费而活，有价值的事谁去做？
从事乡土研究的想法由来已久，参加自学考试的时候，我学习了《社会学概论》，一下子对社会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紧接着读了《乡土中国》等经典社会学著作。费孝通认为，农民不是没知识的人，这在当今社会简直是离经叛道的思想。我感觉，费孝通突出了一个“实”字，这也是一种不同于市场炒作的价值规律。他对农民的尊重和对粮食重要性的思考，让我这样农民出身一直自卑地混在城市里的人有了自信。
这么多年，我一直在和自己作斗争，在寻求自我解放。我觉得是费老在冥冥之中给了我一丝灵光。他对农民的尊重，对农民创造精神的肯定，对我也适用。他对知识的论断，不只看重博士头衔，对我同样有鼓励。当然类似的观点别的人也反复提过。但费老写农村接地气的笔法，让我动了自己也试一试的想法。但像我这样没有学历的人，是没有资格做研究的。反正目前条条框框的体制结构，以及惟学历定天下的机制，没有谁会认可我。过去如此，现在如此，我估计将来也如此。
我斗胆想写自己村庄的社会学著作，提笔写了一些，才知道功力不够。提起的笔放下了，一放好几年。政治经济学家王小强得知后给我说：“海军，不要讲究什么文体，真情实感去写。”让我茅塞顿开。我抛开了所有的顾忌，用“我手写我心”的老套路，一鼓作气写了《崖边报告》，并由北大出版社出版。这也是破天荒的事。过去出书都是博士、教授的专利，他们可以申请国家科研项目，很臭的研究成果也能出版，反正有基金支持。我一个没学历、没单位的人能不自掏腰包出书很难得。更不可思议的是，这个书还成了2015年现象级畅销社科图书。一开始我想，看来我是走了狗屎运。后来思索，这可能是费孝通关于农民的论断给了我灵光，忠于那个一直以来被动沉默的群体——农民，带着真情实感思考他们的喜怒哀乐，老天爷也会帮你。
2015年，对我生命轨迹而言，太特殊了。书出来了，杜润生老人（曾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农村改革重大决策参与者和亲历者，他认为，“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最大的问题是土地问题”），邓力群老人（曾任第十二届中央书记处书记）走了。当年他们说过的关心农民的话，并未完全实现。无数搞乡村研究，搞乡村建设的人，对杜老、邓老无比尊敬又怀念。二老当年力促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聚合一群年轻人思考农村，为国家如何更好发展农村建言献策，对照他们的努力奋斗和辉煌成就，我常反思——当下，青年能做什么？又做了什么？
前路漫长，我写作《崖边报告》是从乡村的现实入手，呼吁加强建设。当时只是呼吁，书出版了，接触的人多了，听到的信息也多了，我更欣慰了，因为我看到了一些从事乡村建设的力量，这是未来的希望。
农村灭不掉，底层的泥淖让很多人陷了进去出不来
乡村生存或者底层生存，是很多中国人共同的苦难。我们可以有梦，顺利的话，我们可能就是那个写作了《乡下人的悲歌》的美国人万斯（万斯出生在一个贫苦小镇，后来通过教育实现阶层跃升成为白领，但贫苦的底色依然影响着他和家人的生活，万斯以自己家族的真实经历为例，讲述了社会、地区和阶层衰落给一生下来就深陷其中的人带来的巨大影响。），也有可能是永远无法出线的人。万斯的成功只是个别人的成功，我们大众的底层，其实一直处在万人过独木桥的凶险当中，吉凶难卜。
由此，我想，我们对于事物的评判，应该基于能不能解决大多数人的问题，能不能促进大多数人的现代化而立论。
我非常清楚，像我这样出来努力的人，很难很难。这就是底层的艰难。有人还带着傲娇的神色说：“底层不值得留恋”。其实，不是谁留恋底层，而是底层的泥淖让很多人陷了进去出不来。受困的人越多，社会的希望越渺茫。
比如错过了全日制，就一辈子只能干临时工。可能北上广无所谓这个，到全国地市及以下社会，这玩意像魔咒。国家在倡导“不拘一格选人才”，但落实在基层，依然是选文凭。有全日制，有硕博就牛逼吗？好像也不一定。有人批判底层有戾气，抱怨临时工身份，就是戾气。那些躺在“旱涝保收”的体制内人肯定会幸灾乐祸地说，“活该”。但这个戾气不是一两个人的遭遇，现在一大片有全日制学历的人也遭遇了用工不平等，同样有戾气。改革喊了很多年，就是做不到同工同酬。一个单位，正式职工和临时工的待遇就是有差距。我想表达意思是，底层是很难爬出泥淖的。社会生产底层的机会太多太多，除了天生的底层，还有掉队加入的。不解决意识和观念以及结构上的不平等，底层只会更多。
乡村里赶路的住校生
如今，城乡几乎分裂为两个世界。在城市流行的话语体系中，有一种观点认为，乡村愚昧落后，是活该去“死亡”，必然要“死亡”的部分。有人甚至提出“文学叙事的乡土合法性已经不存在了”，言下之意，乡村没有必要再提。这是书写领域的反乡村，那其它领域呢？比比皆是。
我非常反对这种论调，所有认为城市化必然更替乡村的观点，都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有个数据他们忽略了，发达国家城市化率也就70%，这是什么概念？也就是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完成了经典的现代化路径，他们的城市化率也只能达到这里。我们才起步，未来就算达到发达国家70%的城市化水平，我们还有五亿人口是农民。既然有五亿人是农民，我们怎么扔掉农村？灭不掉，农村是灭不掉的。不是我们不想灭掉它，而是事实上不可能做到。所以，不管叫城市化、还是叫城乡一体化，归根结底，我们的努力目标应该是让全体国民实现现代化。
我提守住乡土，是因为过去我们过分强调城市化，财力、物力、人力大都用到了城市建设上，而农村被抛弃了。当然，最近几年农村基础建设成就巨大，情况好多了。这个提法是有针对性地提出来的。提守住乡土不是弘扬大家守住一亩三分地，守住一成不变的乡村秩序。不是那个意思。
我的努力，是让全社会意识到农村的问题、农村人口的困境，并抛砖引玉期盼各界为国家建设农村提供资金政策支持。我们要看到乡村的价值，发达国家有很多人，是愿意居住在农村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乡村青山绿水，显然更适合人居。
我大伯早年参军离开崖边，晚年选择回到老家居住。我不光思考老了是否回到村里去，我现在就想回到村里去。但是我们那个地方就是前面说的“苦甲天下”，条件实在太苦了。现在生存在村里的人是在像战斗一样过日子的，我是逃出来的。逃出来再回到那个地方，还是有困难的，至少心里不甘。我倒是喜欢气候条件好一些的村庄，晴耕雨读。
前不久，我们“爱故乡文学与文化小组”在湖南汨罗一个小村庄开了一次会，为啥在村里开，就是因为作家韩少功最近十几年一直在汨罗那个小村里生活，他过着晴耕雨读的生活。乐悠悠。鼓励农民进城，也应该允许城里人到乡下居住。韩少功在那个村子的街道走过，年轻人看见了直呼“韩爹好”，韩少功挥手致意，并寒暄。他们过得好像一村人。其实韩少功并不是那个村里走出去的。
书写者的乡建：爱故乡文学与文化专业小组
乡村有价值的东西很多，只是由于过去三十年或者说我们骨子里一直以来都是信奉“有钱能使鬼推磨”，所以才忽略了乡村的价值。
这些年除了写书，我还用摄像机拍过乡村的社会变迁，拍过手艺人。现在这种独立摄制的影视作品，是没有渠道播发的。我也不想去寻麻烦，所以基本没有播出。
家乡人从来不和我正面谈论我的研究。他们也不懂研究这个词汇。他们最清楚的是看到我每次回家，脖子上都挂着照相机，碰见人总会问这问那。至于别的，他们从来不问我。我不清楚他们怎么看待我，我也从来不问这个，我问他们最多的是关于乡村秩序、乡村文化、乡村价值的东西。
现在最大的困难是缺乏时间，我的乡土研究只能自己利用节假日，克服困难挤时间去做。
如果能进入专业的机构，我相信我会做得更好。但这个机会一直没有出现。过去一年多，我获得了一些资助，做了一部《陇中手艺》，专门讲乡间手艺和手艺人的故事，我们正处在城市化背景下的巨大变革中，手工业急剧消亡，做一些记录，对历史，对后人是一种交代。我有很多题材，如果能有更多资助，我自然会做出更多的成绩。
围绕乡建，很多人都能做出贡献。“三农问题”研究专家温铁军发起的乡村建设运动，就旨在促成大众参与的大乡建，鼓励大家人不分左右，不分南北地联合起来，一同推动乡村建设。这是接续晏阳初（中国平民教育家和乡村建设家）、梁漱溟（哲学家、思想家，二人都曾大力推动乡村教育）他们的路径展开的奋斗，一大批胸怀理想的知识分子现在已经聚合起来了，他们与民间同样心怀理想的人，互促互进，正在创造关于乡村的新历史。
作为离开乡村的人，我现在也是乡建的一份子，是志愿者。我们联合发起了“爱故乡文学与文化专业小组”，计划通过联合乡村书写者，共同推动有意义有价值的乡土书写，为整个乡村建设提供意识领域、精神领域的支持。九个发起人中，除了我，他们基本都是博士。还好，这个小组不用“值多少钱”评判事物，而是鼓励所有带着真情实感为社会做贡献的人。
近些年出现了很多“返乡笔记”，这证明很多人在关心农村，关注农村，这事对那个沉默群体而言，意义自不待言。但对于“返乡笔记”，学界也有一些批判，认为是在消费农村。这个批判也是有道理的。不论媒体、作家还是学者，我觉得都应该带着真情实感做研究，良心摆正了，不怕别人说什么。（文/刘爽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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