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网

当前位置 >> 首页 >> 独联体

前苏联地区一年形势的回顾与展望

来源：《东欧中亚研究》1993年第1期 2011年04月21日

　　(编者按：1992年末，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欧中亚研究所综合室，重点就前苏联地区1992年的形势进行了回顾与展望。这里刊登的是该室部分人员的发言。〕

　　邢广程：1992年东欧中亚地区的形势及发展趋势

　　从1992年的形势来看，东欧中亚地区的基本特点是，各国正在开始向两个大的方面过渡。

　　第一个大的方面过渡是，各新独立国家由一个统一国家的组成部分正在向完全意义上的独立国家过渡。

　　自1991年起东欧中亚地区的一些国家相继解体。苏联和南斯拉夫的解体是两个对世界都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这标志着东欧中亚地区的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该地区由原来的一个世界超级大 国和多个卫星国所组成的统一阵营格局变成苏联四分五裂、其卫星国各奔东西的格局，欧亚大陆腹地出现许多新的战略空间和缝隙。到目前为止，东欧中亚地区已由9个国家裂变为27个国家(苏联分裂成15个独立国家、南斯拉夫已分裂为5个独立国家、捷克斯洛伐克一分为二、此外再加上波、匈、保、罗、阿)，新独立国家已占绝大多数。

　　新独立国家在独立的道路上有两方面的重要任务，一方面是从法律上确立自己的独立地位，另一方面是不仅从法律上，而且从经济、军事、外交等各方面实现其彻底独立，即从形式上的独立国家彻 底转变为完全意义上的独立国家。1992年该地区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绝大多数新独立国家从法律上确立了自己的独立地位，成立国际法主体，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承认，加入了联合国。为完成这方面的任务，这一年绝大多数新独立的国家四面出击，在国际舞台上广交朋友，谋求国际社会的理解、支持和援助，重新确立其在国际舞台上的位置。对于绝大多数新独立国家来说，第一方面的任务已基本完成。可以这样认为，苏联和南斯拉夫的彻底解体已成为不可改变的历史事实。

　　与西欧一体化进程相反，东欧中亚地区各新独立国家正处于确保和巩固独立时期。各国在分离过 程中产生了很深的矛盾。无论是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以和平方式解体也好，还是南斯拉夫以战争形式解体也好，各独立国家在“分家”过程中所产生的摩擦和怨恨短时期内难以消除，“独”的趋势在1992年仍占主导地位，而且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仍将如此。独联体与其说是各国重新走向联合的形式，不如说是新独立的各国重新确定自己的独立地位和建立新的国家关系的场所。各新独立国家虽然从法律上确立了其独立地位，但从综合的角度上看，它们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独立国家，绝大多数新独立的国家没有自己的军队、没有自己的货币、也没有 自己的海关。这些国家若完全独立必须建立起相应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对危机重重的新独立国家来说要经历一个比较长期的过渡时期，值得注意的是，从1992年起一些新独立的国家已着手建立自己的军队、海关、开始发行本国货币(如乌克兰)，还有一些国家(如哈萨克斯坦)已制订出长期经济发展战略，准备集中力量尽快改变不合理的经济结构，减少经济上对其他国家的过分依赖，实现经济独立。简言之，各新独立的国家都把彻底独立作为本国追求的最高目标。

　　第二个大的方面过渡是东欧中亚各国正在着手从一种制度向另一种制度过渡。 在东欧中亚地区，无论是原已存在的国家，还是新独立的国家都在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实现制度上的转变，即从过去过分集中的行政命令式的政治经济体制向议会民主制和市场经济过渡。在这方面，多数东欧国家已先行一步。1989年东欧剧变后，匈、波、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已开始了这种过渡。1991年底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等新独立国家也开始了向这方面过渡，从而使这种过渡更具有普遍性。

　　值得注意的是，1992年东欧中亚地区的绝大多数国家的制度转轨进程同克服日益深重的政治经济危机结合在一起，以期稳定经济政治局面，为彻 底向议会民主制和市场经济过渡铺平道路。当然，这些国家在具体过渡的形式、规模和方式上有一些差别，归纳起来这些国家主要采取两种过渡模式，一种是激进式的改革模式，自波兰实行“休克疗法”几年后，1992年俄罗斯也左全国扣二行“休克疗法”，全面放放价格，实行大规模私有化。另一种是渐进式的改革模式，主张平稳地向市场经济过渡，逐渐实行议会民主制的各项原则，不搞大私有化，只搞小私有化，不搞全面放开价格，尽量维护社会保障体系。但无论这些国家在具体过渡的形式上有多么大的差别，其大趋势是一致的，都是口市 场经济和议会民主制为目标。这种趋势在该地区已成为不可逆转的，无论哪种政治势力上台都不会改变这种趋势，如立陶宛劳动民主党是由原来共产党演化而来的，其大选获胜组阁后仍继续执行这种过渡路线。

　　应该说，这两种大的方面过渡不是从1992年开始的，但这一年表现得更明显、更充分，今后若干年内该地区仍将处于这两个过渡期内。

　　还要看到，这两种过渡不是在风平浪静的气氛中进行的，这两种过渡伴随着激烈的矛盾和冲突。目前东欧中亚地区的冲突与动荡现象的出现都同这两大过渡有关，因为这两大过渡不仅涉及到各种阶层、各种社会利益集团的政治经济利益，而且也触 及到了各民族间的根本利益，不仅如此，这两大过渡是在原有社会经济政治秩序已被打乱，社会各种关系处于非常紧张的条件下进行的，从而使过渡时期的冲突和动荡局面更加严重。

　　综观1992年东欧中亚地区的形势，还可以看出以下几个特点和发展趋势。

　　第一、1992年该地区原有的冲突“热点”不仅没有降温，而且进一步加剧。不仅如此，一些新的冲突“热点”在不断产生。在民族冲突中，一些极端民族主义、大国主义的东西都已表现出来，在民族主义思潮泛滥之时，各民族间很难在一些根本问题上作出妥协和让步，该地区的民族冲突今 后还要加剧，它所带来的消极影响短时期无法消除。

　　第二，从政治斗争上看，东欧地区总的政治斗争形势比过去有所缓和，但前苏联地区的大多数国家正在进行新的一轮政治较量和权力的再分配，各种政治力量在重新分化组合，其主要特点是，1.“激进民主派”掌权后其内部出现分裂，这在俄罗斯表现得最为明显，2.各国独立后，那些打着“独立”旗号起家的政治势力正逐渐让位于治理国家的政治势力，如立陶宛“萨尤季斯”在大选中失败，劳动民主党获胜，3.共产党经过一个时期的“休克”后，又贡新开始活动，但影响力不大。 第三、1992年东欧中亚地区的经济仍是下降态势，这种态势在今后一段时期还将持续下去，不过东欧一些国家的经济在经过短时期的下滑后，有可能开始复苏(如匈牙利)，而前苏联各国在3一5年内还看不到经济复苏的前景。

　　从总的方而石，东欧中亚地区各国经济政治发展很不平衡，个别国家剧变后保持着比较稳定的局面(如土库曼斯坦、白俄罗斯、匈牙利)，另一些国家乱中趋稳；第三种类型的国家是混乱与治理两者并存，乱中有治，治中有乱(如俄罗斯)；第四种类型的国家是内乱不已(如塔吉克斯坦、波黑共和国)。绝大多数国家属于第三种类型。

　　林中仁：一年来俄罗斯的“休克疗法”改革

　　俄罗斯实行其休克疗法改革计划已近一年。其改革效果如何，问题何在，政策走向怎样，经济前景如何，下面作一简要分析。

　　一、改革以来的经济形势

　　1992年上半年，改革计划实施相对顺利，预算赤字有所下降，通货朦胀置于控制之下，物资短缺有所缓和，卢布汇率曾一度升值，但下半年以来，形势逆转，经济形势重又呈恶化趋势。

　　①生产下滑加速，工业生产1—6月比去年同期下降13—15%，7月21.5%，8月27%，9月25%，令年头三季与去年同期比下降18%，预计全年将下降20%，大批工厂开工不足，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

　　②财政货币状况恶化，预算赤字从4、5月开始增加，7一8月增加更大，8个月总计赤字达8000亿卢布，货币发行8月一个月就达3500亿，过丢全年才300—350亿。通胀率1—9月已达1350%，全年有可能达200%，汇率达400左右卢布换—美元，对于800多亿美元外债的还本付息，到1992年底应当支付170亿美元，而实际只能支付20亿。

　　③物价持续上长，人民生活水平大幅下降。虽然工资不断提高，但物价上涨率比工资增长率高一倍。失业人数已达92万，预计年底达150万，1/3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④改革本身陷入困境，私有化与打破垄断困难重重，不是一朝一夕所能见效。紧缩性财政货币政策难以抵住强大压力而不得不放松，难以起到预期效应，因而陷入生产衰退与通货朦胀的两难境地。要制止生产下降，增加对企业的货款和补贴，就增大通胀压力，而要控制通胀率，减少贷款和补贴，又面临生产大幅度衰退、企业大量破产的压力。

　　二、改革陷入困境的原因

　　1.形势恶化的某些客观因素。以生产衰退来说，如下几个因素起着一定作用：①原有经济联系的中断，据估计曾有60%的生产下降比重是由于原有各共和国间供货联系中断造成的。②前经互 会国家贸易的瘫痪，这种贸易关系的中断，使进口骤然减少，约下降了40%，机器制造业因此生产曾下降25%。③经济结构调整的影响，原苏联经济结构的畸形发展，在向市场经济过渡条件下面临繁重的调整任务，特别是庞大的军工企业转产的任务更为艰巨。大量军工企业订货的减少，必然带来生产的下降，1992年军工产量只相当于1991年的31%。

　　2.休克疗法的局限，休克疗法式改革，理论上可产生如下作用，一方面是使现有货币贬值，使需求相应减少，恢复供求平衡，把商品吸引到货架上，清除短缺，使隐性通货膨胀表面化，消除屯积行为并减少浪费，消除价格牌价差距以打击黑市和黑手党，减少国家大量补贴，另一方面是使价格反映需求变化从而刺激生产者增加生产。

　　然而这种改革模式的局限在于把主要注意力集中于财政货币和价格上，而忽视了如下几方面因素。

　　第一，私有化与打破垄断是一个相对长期的过程。要使这种以西方货币主义理论为基础的休克疗法起作用，就必须通过各种私有化形式使企业成为真正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并卫要打破生产者垄断，形成竞争市场，使企业自愿通过增加产量对市场价格作出反映，否则，就会形成或者是企业对价格变动无动于衷，起不到刺激作用；或者是企业处于垄断地位而可以靠抬高价格来获利，而不去增加生产甚至减少产量。这样，放开价格所造成的对需求的限制就只是暂时的，不能长久维持，价格会持续上涨。然而私有化与打破垄断不是短时期所能解决的问题。小企业和商业服务业的私有化可能相对容易些，而大中企业由于居民手中资金不足，外国投资者因投资环境欠佳而观望不前，在非市场条件下对资产评估的困难，人们观念中对私有化的僧恶，都使私有化困难重重。由于国人无钱购买，所以只能免费赠送。从10月1日起发行人手一份的私有化证券，指望以此推进私有化。这种群众性私有化方 法，其可能的作用是制止特权官僚掠夺国家财产，实现某种社会公正，然而这种作用可能很快会消失，私有化证券可能被很多持有者以低价出卖，落入有钱人手中。特别是这种方法起不到聚集资金，改造和扩大现有企业，提高技术和管理水平的作用，因而生产仍可能难以得到发展。

　　第二，难以顶住强大的社会压力。价格在一夜间大部分放开，使商品价格成倍和十几倍上涨，数百万人一下子陷入贫困之中，因而抗议提价，要求增加工资和社会保护的压力增大，社会紧张加剧，在严厉的财政货币政策下，由于价格上涨、资金不足，使80%的国营企业面临破产的危险，生产下滑严重。在这种情况下，为缓解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劫生产下滑的巨大压力，过去几个月不得不放松了严厉的财政货币政策，以避免经济崩溃和社会动荡。从92年5月份开始放宽信贷，不得不解除1.5亿卢布的资金冻结。8月宣布除4、5两月2000亿卢布补贴外，再为企业提高5000亿卢布。叶利钦在公民联盟等组织压力下，批准了两笔各5000亿卢布的贷款，签属了一项为数百万职工提高工资50%的政令。由于放宽财政货币政策，到8月底大大增加了通货膨胀的压力，各种价格猛涨，打破了业已形成的零售价格增长速度相对稳定的趋势，并导致美元对卢布牌 价的大幅度提高。

　　三、政策走向与经济前景

　　在改革遭遇挫折，生产下降严重，通货膨胀加剧的条件下，围绕改革的政治斗争不断激化，改革的政策走向取决于政治斗争的结果。如果现行改革路线能得以继续执行，某些方面也将做出修改。政府已与公民联盟一起制定了一项反危机纲领，更多地吸引了公民联盟的观点，采纳了公民联盟的一些基本目标，如使改革具有社会性质，制止人民贫困化，保持国家在生活供应部门的生产潜力等。同时在一些根本问题上不会让步，如冻结工资和物价，恢复国家定货，给国营企业大量财政货币补贴等。 因而近期改革政策走向准备在如下方面采取措施。

　　①缓解生产衰退。国家将有选择地扶持一系列重要产品的生产，对处于困境中的企业给予财政援助，刺激工业投资，减少税收。将支持用长期投资信贷来搞活生产，计划通过国家渠道扩大长期投资信贷的范围，打算拨出5000亿卢布用于转产和非常有效的投资项目。将保护企业免受外国竞争，国家同企业签订合同以帮助其生存，实行合理的保护政策。向国防企业提供2500亿卢布优惠贷款作为转产资金，12993年的军事订货将比2992年增加10%。企业附加税将从28%减至20%。

　　②制止通货膨胀。仍将坚持相对紧缩性的财政 货币政策。已成立了一个信贷委员会，以检查中央银行提出的所有贷款要求，拖欠税款的企业必须用银行贷款来偿还，正在限制对原苏联其它共和国的信贷。然而，为制止生产下降速度过快，使人民生活水平维持在一定水平上，紧缩政策的力度将有所减弱，不可能采取过紧的财政货币政策以达到迅速制止通货膨胀，目标是把通胀率降到每月8—10%，这样的目标可能也难以达到，将会在生产衰退与通货膨胀率之间寻找平衡点。

　　③将加强社会保护措施。从9月1日起，事业单位的职工工资已提高了50%，从11月1日起，退休金 提高了1.5倍，将提高教师和医生的工资，提高军人和军官的待遇。

　　④继续其私有化进程。将继续施行其人民私有化计划。1993年凭私有化证券实现的私有化财产总值为15000亿卢布，其它财产的资金收入3400亿卢布。

　　在现行的政策下可能出现的经济前景是：①生产下降未见谷底，随着放松信贷等一系列支持性措施的实行，生产下降速度会有所缓和，但由于大中型国有企业私有化和结构调整以及军工转产是一个相对长的过程，因而近期这些部门难以振兴，只能寄希望于一些私人企业和外资企业对生产的促进。

　　②生活水平下降一时难以改变。通货膨胀率在相对 紧缩性财政货币政策下有可能有所下降，但仍将保持较高水平，价格将继续上涨，能源价格还没最后放开，将推迟于1993年底。目前，失业还只是压缩生产的结果，而不是结构变革的结果，随着结构改革高潮到来和私有化逐步展开，失业人口将有可能增加。

　　蔡伟：对1992年俄罗斯政治的一点看法

　　1992年，俄罗斯新政权一再陷入危机状态。以叶利钦为首的俄罗斯中央执行权力机构因积极推行激进改革政策，承受着来自议会、各种政治势力和社会的强烈谴责，尚未发育健全的俄罗斯民主政治机制则加剧了议会同政府的对立。我认为，1992年俄罗斯政治危机就是政策危机，确切地说，是政府经济改革政策危机在政治上的表现。

　　年初，俄罗斯政府以西方货币主义理论为先导，采取“休克疗法”而全面放开物价的经济改革政策，造成了俄罗斯经济难以遏制的更加严重衰退。这一政策不可避免地引起了政治上的巨大反弹。围绕着继续实施或修正政府改革政策等问题，俄罗斯民主力量联盟分兵对垒，爆发了两次激烈的政治冲突。4月召开的俄罗斯第6次人代会掀起了俄罗斯第一次政治危机的高潮。在这次人代会上，叶利钦一盖达尔的政府改革方针，遭到了曾是叶利钦政治盟友的、以议长哈斯布拉托夫和副总统鲁茨 科伊为代表的议会反对派的猛烈抨击。反对派指贵政府所奉行的改革政策“给俄罗斯带来了无以形容的灾难”，要求政府对现行经济政策进行调整。同时，反对派提出，俄罗斯第5次人代会所赋与总统的特别补充权限，其中包括总统有组阁、任命政府总理、部长和制订并监督执行内外方针政策的权力同俄罗斯宪法有悖，要求取消俄罗斯总统的这一特权。支持总统和政府力量针锋相对，表示坚持其经济改革政策的立场决不动摇，并认为在俄罗斯面临危机时刻，总统有必要在不要议会直接控制的情况下行使管理政府和推行经济改革的特殊权力。经过一番激烈的较量，双方达成妥协，人代会通过了《关于支持俄罗斯联邦经济改革的宣言》和《俄罗斯新宪法草案的基本构想》，政府激进的改革政策在作了些许的调整之后被保留下来。“草案构想”则对总统和议会的权限划分作出了折中的、含混的解释，规定总统有权组阁，但任命总理和内阁部长需经议会同意；政府总理要向议会负责，议会有权解除不称职的内阁部长等。

　　4月的人代会说明了什么?如果说在苏联解体以前，俄罗斯国内政治危机主要表现为意识形态斗争的话，那么，在“民主”派执掌了政权以后，俄罗斯新政权所面临的政治危机的焦点则是“政策之争”。政府的政策，尤其是政府的经济改革政策已成为影响俄罗斯政治局势稳定的重要因素。在凌月人代会上出现的对政府改革政策和褒贬不一，议会同总统的权力争斗和相互的政治攻许，表明政府的经济改革政策大大激化了俄罗斯新政权的内部矛盾，曾经团结在叶利钦周围的民主力量联盟因“政策之争”开始瓦解。而且，在新旧体制的转换过程中，俄罗斯民主政治机制的缺陷也是引发俄罗斯政治冲突的一大隐患。议会与总统在权力问题上的喧嚷，从表面看，似乎充溢着一种民主气氛，但实质上却说明俄罗斯民主政治机制的屠弱：宪法与现存国家体制的矛盾、议会与总统权力结构的失衡和二者相互协调机制运转的失灵等等。民主政治机制的不健全势必会促使正在形成的利益集团对权力进行角逐。当然，从另一个角度分析，所谓议会与总统的权力之争无非反映了对立双方“政策之争”的进一步加深。无论是强调总统特别补充权限的必要性，还是强调议会对政府控制的合法性，都意味着双方力图控制国家政策的决策与执行权力，进而能够对国家政策的取向施加各自的影响。

　　4月人代会以后，俄罗斯第一次政治危机以反对派退居守势的妥协方式很旗息鼓。然而在改革的政 策和政权治理形式上的分歧并未弥合。因此，俄罗斯在政治上度过了一个平静的夏季之后，随着国内经济的螺旋下降，政治危机在秋冬季节再次进发。

　　这一次政治危机无疑是春天危机的延续：政府的经济改革政策和国家权力的重新分配问题再度成为政治力量对抗的起因，对立双方的立场、斗争方式以及危机的发展过程同春天危机相比并无二致。但这次危机也显现出以下几个特征：第一，双方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持激进的和温和立场的反对派组织同政府派形成势均力敌之势。阵容较强的反对派组织当属新崛起的、由自由俄罗斯人民党、俄 罗斯工业家和企业家联盟、俄罗斯民主党以及“民主中心”议会联盟等一些有影响的议会党团和青年组织组成的公民联盟。公民联盟的政治能量在于，它不仅在议会中得到了相当大的支持，而且在经济领域中它代表的是俄罗斯庞大的军工集团和国营大型工业企业的利益。对政府的改革政策，公民联盟采取温和的、“建设性”的反对立场、步步紧逼的进攻策略，今激进改革派频频寮额。而在议会中，坚定支持政府改革政策的力量只有，’民主俄罗斯”和“激进民主派”等为代表的、人数较少的议员党团。第二，对立双方的政策立场径谓分明。在春天 的危机中，反对派除了对政府改革政策进行批评外，没有提出相应的、系统而又明确的替代方案。这也是反对派退守的主要原因之一。从9月份开始，主要反对派力量公民联盟便积极酝酿策划自己的改革纲领。11月6日，公民联盟政治委员会通过了“反危机纲领”。该纲领提出了包括投资结构、信贷、银行和税收、私有化和社会以及对外关系的改革政策。其要旨是：把改革政策的熏心转向提高生产，对国营经济和非国营经济采取严格区别的态度，主张国家对陷入困顿的国营企业和关系到国计民生的生产部门实行倾斜性投资政策，冻结有关商品和能源的价格；恢复和发挥国家对经济的调控职 能。公民联盟的纲领同政府实施的、完全放弃国家对经济的集中垄断，通过紧缩银根，控制对经营不善的国家企业的信贷投资，放开物价，快速地向并放的、自由的市场经济过渡的改革政策有着原则的不同。公民联盟领导人强调，如果总统和政府不接受该“纲领”，那么在12月人代会上将失去公民联盟的支持。尽管叶利钦曾称政府的政策同公民联盟的纲领没有重大分歧，但这只不过是他的一种巧妙地捍卫政府政策的手段而已。盖达尔则公然表示，在公民联盟的纲领中，某些论点是‘极其危险的”，政府不能接受。显然，在改革政策的基本的、原则 性问题上双方已难殆成共识。第三，危机的规模有所扩大。进入9月份翔后，俄罗斯的几个大城市不断出现反对或支持政府经济政策的群众性集会和游行示威。一些持各种立场的政治组织也加紧活动。比如，10月24日成立的、旋即被宣布取缔的“教国阵线”要求现政府下台，“民主俄罗斯”就解散人代会筹措征集签名活动……

　　12月，在反对派力主按期召开的第7次人代会上，以叶利钦为代表的支持政府改革力量同议会反对派在总理人选问题上一度出现强烈的对抗，为此，会议形成了两项重要结果：政府总理易人，人 代会决定在1993年4月11日就新宪法基本原则举行全民公决。这项结果的产生既为俄罗斯担翔兑目前困境提供了契札又使俄罗斯社会仍然处于危机的阴影之中。俄罗斯新总理切尔诺梅尔金上台伊始，便提出对盖达尔的改革政策要进行“调整和补充”，这为俄罗斯走出“沼泽”的确带来了希望。不过这一契机因素的作用不能夸大。俄罗斯新政府政策的调整幅度有多大、能否奏效，仍然是个未知数。况且，诱发俄罗斯危机的诸多要素并未消除。这首先是指俄罗斯经济危机的“并发症”几乎不可能在一个较短的时间痊愈。俄罗斯副总理绍欣称，俄罗斯摆脱危机的进程要持续到1995年。实际上由子国内财力的衰竭、货币体制的崩溃、生产的严重滑坡和经济机制的全面紊乱，以及西方援助的大部分无望兑现，实现新总理提出的在一年内稳定经济的目标非常困难。其次，头系到国内政局稳定的“修宪”问题被推迟到下次人代会以全民公决的方式解决，冲突的隐患被暂时“冷冻”。在此期间，俄罗斯各种政治力量势必会在这个问题上加紧准备展开新的一轮角逐。最后，持续已久的“政策之争”并未因新总理的上台而完结。某些政治力量对新总理已表明了各自的立场：一贯支持总统和政府方针的“民主俄罗斯”，认为新总理“是停止改革的象征”，表示将成为总统的反对派，持激进立场的“救国阵线”也反对新任总理，因为“他拥护政府的政策”，公民联盟则对新总理表示满意。因此，政治力量在政策问题上已出现重新组合的迹象，“政策之争”不仅会继续下去，而且有可能加剧。

　　因此，1993年俄罗斯政治危机将会再现。但危机过程不会长久地循环下去：俄罗斯政权要么在政治上经历若干冲突一妥协的危机过程后，对改革政策作出正确的抉择，从而摆脱困境，要么陷入“政策和权力之争”的旋涡，有限的经济能量和政治资源—人们对改革的信心与期望、对政府及其政策的支持与忍耐被消耗殆尽，那时，俄罗斯政治危机将会以非理性的形式表现出来。

　　张振平：俄乌关系：对抗与妥协

　　从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后期起，尤其是1991年“8·19事变”以来，俄乌关系大体上经历了从心照不宣的默契配合到开始产生分歧和矛盾、激烈对抗以及此后的相互妥协四个阶段。

　　1.“8·19事变”之前。各加盟共和国同联盟中央的矛盾与冲突日益加剧，离心倾向迅速发展。继波罗的海三国之后，俄罗斯和乌克兰先后发表了主权宣氰掀起了“主权大检阅”。从此，这两个实力最强大的共和国在要求主权和削弱乃至摧毁中 央政权这一点上客观上不谋而合，形成共识。它们开始绕过戈尔巴乔夫，发展双边关系，相互支持配合，有力地震憾着克里姆斯宫政权。

　　2.“8·19事变”至1991年底独联体的建立。俄乌在完成摧毁联盟政权和实现国家主权与独立的过程中，叶利钦及其俄罗斯的地位和权力空前提高，大俄罗斯主义倾向抬头。乌克兰议会趁机于8月24日通过了宣布独立的法律文件，引起了俄罗斯的强烈反应，叶利钦迅速对乌克兰提出了领土要求，乌克兰拒不参加戈尔巴乔夫企图组建的任何联盟。乌克兰和俄罗斯发生了分歧和矛盾。

　　3.1992年初至6月底。由于对独联体所持的态度、武装力量的分割以及经济政策的协调上态度不一，各有各的打算，明斯克协议墨迹未干，两国以俄罗斯1月2日起实行“休克疗祛”开始，处于尖锐的对抗之中。激烈对挤，相互指责，是这一阶段俄乌关系的主要特点。

　　4.1992年6月23日叶利钦和克拉夫丘克在达戈梅斯举行双边最高级会晤，双方放弃了激烈的对抗态度，达成了一定程度上的妥协和让步，签署了关于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的协定。俄乌关系从此进入趋于平缓和正常化时期。

　　那么，为什么俄乌两国在摧毁联盟政权后其关系迅速恶化，以致发展到在某些领域的激烈对抗呢?我认为，促使基辅和莫斯科之间几乎爆发冲突的原因有如下几个方面：

　　1.双方在对待独联体的问题上态度不一。俄罗斯想通过独联体，采取迁回的方式重新建立以俄罗斯为核心的新的联盟，以保持俄罗斯几个世纪以来所取得的“政治、法律和经济空间”。而对乌克兰来说，实现独立乃是其几百年来梦寐以求的理想，再加上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形成对乌克兰以大国对小国的压力，促使俄乌之间缺乏必要的信任。乌克兰把俄罗斯看成缩小了的苏联，对其戒心重重，十分警惕。

　　2.乌克兰国内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和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恐惧。乌克兰的民族分立主义由来已久。在苏维埃年代和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个问题只不过是潜伏性的罢了。当时，民族主义比较强烈的地区仅限于西乌克兰和一部分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当中。随着苏联中央政权的削弱和乌克兰国内局势的变化以及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严重后果的揭露，特别是1989年9月“鲁赫”运动在基辅的成立，乌克兰民族分立主义力量急剧强大起来，很快从西乌克兰扩展到乌克兰全境，成为能对乌克兰政局发生重大影响的全国性反对派组织。克拉夫丘克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并给其以很大的关注。

　　另一方面，对俄罗斯来说，苏联解体使其丧失 了主要的帝国遗产，造成了许多具有帝国意识的人的心理失衡。《消息报》认为，主张“俄罗斯享有强行干涉独联体境内任何冲突的专有权”的“鲁茨科伊路线”，其实质就是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这无疑引起一〕’克拉夫丘克的担心和疑惧，客观上增大了其彻底独立和同俄罗斯抗衡的因素。

　　3.克拉夫丘克巩固其总统地位的需要。克拉夫丘克在乌克兰民族主义崛起的浪潮中，很快成为乌克兰民族主义的代言人和争取乌克兰独立的旗手。他不失时机地接过“鲁赫”这个全国最大的政治反对派等组织一向坚持的独立大旗，并被当选为乌克兰第一任民选总统。这决定他在同俄罗斯的斗争和对 抗中必然要采取强硬立场，对内则要更高举起实现共和国独立的旗帜。

　　然而，人们不禁要问，1992年6月23日俄乌两国总统为何能在达戈梅斯达成出人意料的妥协?甚至克拉夫丘克将达戈梅斯协定视作“两大国关系发生根本转折的开端”?归结起来，大体上有四个方面的原因。

　　1.两国企业间经济联系的中断给双方国民经济造成巨大损失，危及正在进行的经济改革。在前苏联留下的经济结构和生产力布局中，耗能量大的重工业和军事工业部门在乌克兰工业中所占的比重极大。它需要从俄罗斯等国进口大量的天然气、石油和重油。而1991年俄罗斯向乌克兰仅石油供应量就减少了1/3，并且以高价出售，导致乌克兰能源价格猛涨，工业生产难以为继。而俄罗斯每年则需从乌克兰进口大批的酒、奶、食糖和机器零配件等。

　　然而，据统计，仅1992年头5个月，乌克兰提供给俄罗斯的钢管仅为合同的37%，延欠俄罗斯数以百亿计卢布的债务。两国从经济联系中断中吃尽了苦头，给继续改革构成了威胁。

　　2.俄乌两国各种反政府力量日益活跃，政局不稳，现政权的威信急剧下降。俄罗斯政局动荡、经济危机加深有目共睹。克拉夫丘克政权因在经济改革方面无大的作为而受到反对派的攻击，前总理福 金已被迫下台。此外，主张先独立后回归俄罗斯的“共和运动”在克里米亚半岛上颇有影响。这一切促使乌克兰总统认识到，目前不能同俄罗斯搞得太僵，甚至还有必要帮助以叶利钦为代表的“民主力量”，以防莫斯科出现持强硬路线的领导人。

　　3.西方国家对新独立国家的态度以及经济援助迟迟不能兑现促成了俄乌认识上的转变。苏联解体后，西方因担心战略武器失控和流入世界不稳定地区，支持的重点一直在俄罗斯。后来逐渐改变了这一策略，因为在它们看来，防止大俄罗斯主义抬头、削弱具有扩张主义传统的俄罗斯的力量同样符 合西方的利益。同时，为了迫使乌克兰尽快把核武器运往俄罗斯和彻底销毁，“要让克拉夫丘克总统知道，他对俄罗斯的傲慢态度不会得到美国的支持”。

　　与此同时，俄乌对西方许诺向其提供大量经济援助的幻想开始减弱甚至破灭，两国总统只好寄希望于自力更生和恢复前苏联各成员国之间的经济联系和互利合作上。

　　4.德涅斯特河沿岸地区武装冲突的扩大使俄乌感到不安，客观上需要两大国采取共同的立场，医治独联体身上流血的疮口。摩尔多瓦境内的德涅斯特河左岸地区讲俄语的居民一半是俄罗斯人，另一半为乌克兰人。在该地区的地位问题上，克拉夫 丘克曾一度支持斯涅古尔的立场，设法阻止俄罗斯插手其间。由于摩尔多瓦国内要同罗马尼亚合并的呼声渐高，如果让德涅斯特河左岸地区有朝一日随摩尔多瓦归并罗马尼亚，则不符合俄乌两国的利益。这促使俄乌接近，并采取共同立场。它们要求摩尔多瓦承认德涅斯特河左岸地区是自治共和国，如今后摩尔多瓦与罗马尼亚合并，该地区则有权自治。

　　然而，6月23日开始的妥协到底能否长期保持下去，尚要打个大大的问号，因为达戈梅斯协定只是把俄乌两国在黑海舰队的划分和克里米亚等问题上的分歧暂时掩盖了起来。

　　广行：稳定与动荡：中亚诸国独立一年来的基本特征

　　如果对中亚诸国独立一年来的国内局势作一个总的概括，那么可以这样认为，中亚诸国的国内局势存在着稳定和动荡这两种相反的趋势。中亚地区十分特殊，塔吉克斯坦是前苏联15个国家中最为动荡的国家，该国实际上已陷入内战之中，相反，土库曼斯坦则是前苏联15个国家中最为稳定的国家，这个国家没有发生民族冲突，没有罢工，没有混乱。除上述两个国家之外，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3国基本上保持着政局稳定，不过，这3国中的不稳定因素在逐渐增多。

　　土库曼斯坦为何如此稳定?该国总统尼亚佐夫道出了其中的奥秘：一是不搞强行改革和一哄而上的假改革，不去匆忙打破原有的权力机构，二是改革进程要照顾到本国特点，三是经济改革的成效要同人民生活的实际水平结合起来。事实上，土库曼斯坦的政权仍控制在由共产党改称而来的民主党手中，该国没有反对党。该国现政权也把向市场经济过渡视为其发展方向，但强调这个过程是渐进的，不能把西方国家的模式照搬到土库曼，土库曼也不实行“休克疗法”。无论西方和独联体国家某些人士怎样指责土库曼斯坦“落后”和“保守”，但这个国家的稳定却是事实。“土库曼”模式在前苏联地 区并不多见。它也许给前苏联各国走向复兴提供了另一种类型。

　　那么，塔吉克斯坦又为何陷于如此的动荡境地呢?该国本来就是前苏联1石个共和国中最贫困的国家。在持续动荡的苏联母体中，塔吉克斯坦也经厉着深刻的政治危机。该国政治生活中逐渐形成了对立的两派。一派以塔吉克共产党为代表，另一派以民主党和伊斯兰复兴党为代表。两派势均力敌，谁都很难一下子压倒谁。这种政治上的拉锯战给该国带来了社会分裂。北方的列宁纳巴德州和南方的库利亚布州支持纳比耶夫派和共产党势力，而其他地区则为另一派所控制。结果两派在首都杜尚别、库 利亚布州、库尔干秋别州展开激战。不仅如此，一些外国势力乘机渗透，塔吉克斯坦内战具有明显的国际背景，其局势更加复杂化。目前，在塔吉克斯坦有三种意识形态，既共产党主张的马克思主义、民主党主张的西方价值观和伊斯兰复兴党主张的伊斯兰教价值观。这三种价值观在短时期内都很难在该国取得统治地位。塔吉克民主党和伊斯兰复兴党虽然在同共产党斗争中结成联盟，但它们之间的价值观是不同的，迟早要分道扬镰。

　　“土库曼”模式和“塔吉克现象”在前苏联地区具有独特性，而不具备普遍性。但这种独特性需 要认真的分析，其中也许包含着了解中亚社会发展模式的关键性密码。

　　1992年中亚诸国都把维护和捍卫其独立主权看成是首要任务，这些国家从法律上获得了国际法主体的地位，成为独立国家。但这些国家若要在经济上实现独立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除塔吉克斯坦外，其他中亚国家都开始治理社会危机。尽管这些国家在具体政策上有很多不同，但基本方式是大致相同的。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不搞“休克打法”，实行渐进式改革，逐渐实行小私有化。俄罗斯年初实行自由价格后，中亚各国虽然也被迫提高商品价格，但在国内实行了 许多补救性措施。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公开表示不能照搬俄罗斯的改革方案，他们对土耳其和中国改革模式感兴趣，这表明，中亚各国正处于一个改革探索和试验的时期，正在寻找符合本国国情的道路。

　　二是在自然资源上作文章，把大规模开发自然资源作为复兴本国经济的启动力量。中亚地区自然资源十分丰富，门捷列夫化学元素周期表上的所有元素在这里应有尽有。长期以来，中亚诸国都把石油、黄金、棉花等非常廉价地送往其他加盟共和国，其经济结构十分单一。独立后面对严重的经济危机，中亚诸国不愿再处于“殖民地”的地位了。从长远上看，中亚地区是潜力巨大的富裕地区，但如何把这种潜力发挥出来，这是中亚现政权面临的问题。

　　三是广开门路，对外开放，吸引外资，这是中亚诸国复兴经济的又一个措施。目前，中亚在吸引外资方面收效不大，西方投资者对中亚地区持怀疑态度，不过，土耳其对这个地区的投资最多。俄日关系陷于僵局后，日本有可能对中亚地区给予相当规模的援助，此外，韩国也是中亚的重要投资伙伴。

　　四是进行土地改革。从农业入手进行改革，这是多数中亚国家改革的特点。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在农业方面都进行了探索性改革。

　　五是尽量缓和民族矛盾。鉴于中亚地区民族成份复杂，民族关系紧张这个特点，中亚诸国领导人都把缓和民族矛盾，实现民族和睦作为国内政策的出发点。纳扎尔巴耶夫总统明确指出，实现民族和睦是哈萨克斯坦内外政策的基石。吉尔吉斯也成立了若干个民族文化中心，有关重大决策吸收各民族代表参加。

　　当然，中亚也存在着一些不稳定因素，这些因素将会对中亚诸国的局势产生影响。

　　1.宗教的因素。近阵来宗教势力在中亚勃兴，伊斯兰教盛行于中亚。伴随伊斯兰教的兴盛，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也发展起来，这种思潮的破坏性较大，因为它主张政教合一，“输出革命”，崇尚 暴力，一旦这种势力控制了中亚，则中亚将会处于不稳定状态，对其他周边国家形成潜在威胁。

　　2.民族的因素。尽管中亚各国领导人都很注重民族问题，但民族之间的不信任感仍在增强，小规模的民族纠纷和摩擦时有发生。中亚的民族矛盾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俄罗斯族同当地民族的矛盾，二是中亚地区当地民族之间的矛盾。在民族关系处于紧张之时，泛突厥主义又在中亚盛行起来，这种情况值得注意，如果说中亚仅仅是突厥人的世界，那么其他民族在中亚又会占有什么样的粗位呢?看来，民族问题是中亚的最不稳定的因素。

　　3.政治的因素。中亚现任领导人大多数是前共产党的领导人，中亚诸国共产党的命运要比前苏联其他地区要好得多。大多数中亚国家的共产党改名后继续存在，处于执政地位，除塔吉克斯坦外，其他国家的反对势力不大。但是，形势在发展，崇尚西方价值观的“激进民主”势力正在得到发展，以伊斯兰教价值观为指导思想的伊斯兰复兴党势力也在发展，塔吉克斯坦的局势变化对这两种势力是一种鼓舞，它们有可能联合起来对付原共产党势力，这将在乌兹别克斯坦表现得较为明显。土库曼斯坦现在没有反对派，今后会不会出现?出现反对派后 国家还能否保持政治上的安定?这些都取决于中亚地区政治力量对比的变花和政治情况的发展，同时也取决于中亚现政权是否能在短期内解决经济问题，克服经济危机。

　　4.经济的因素。摆在中亚地区领导人面前最紧迫的难题是经济。若能在短时期使经济危机有所缓和，则中亚诸国现政权就会赢得民众的支持。但中亚地区经济的复苏还不完全取决于中亚地区的本身。由于历史的原因，中亚地区的经济同俄罗斯经济紧密相联。在一定时期内或在一定程度上中亚经济的恢复取决于俄罗斯经济的恢复，而俄罗斯经济，从目前形势分析，在几年内还看不到复苏的迹象。同时还应看到，中亚也有自己的优势，丰富的自然资源一旦同外资结合起来，短时期复苏经济也是有可能的。

　　单令魁：睦邻友好、互利合作——年来中俄关系的回顾与展望

　　中俄两国领导人从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世界局势的稳定出发，在两国关系中确立了睦邻友好、互利合作的方针。一年来两国的关系正沿着友好合作的轨道发展，双方都强调，意识形态的差异不应妨碍两国睦邻友好关系的发展。通过双方的努力，特别是叶利钦总统对中国的访问，中俄关系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一、一年来，俄罗斯外交正经历着从“西方优先”向“东西方平衡”的转变，这一趋势对进一步推进中俄关系的发展有利

　　独联体成立以来，俄罗斯积极开展“重视国家利益的外交”，即建立有利于改革的国际环境，使外交政策经济化(经济优先)，把军备控制在“最小限度的遏制力量”范围内。一个时期以来，俄罗斯首先把稳定和改善同欧美发达国家的关系做为优先课题，围绕建立和巩固同西方发达国家相互信任的“伙伴关系”并争取建立“盟友”关系积极展开了活动，1992年4月，科济列夫外长在接受俄罗斯《消息报》记者采访时明确指出，同美、日和西欧的关系是俄罗斯外交的“第一个重点”。俄罗斯特 别把它向市场过渡的激进改革寄希望于西方的大规模经济援助上。亦如俄罗斯内部在改革的速度和改革的方式上有不同意见二样，对于实行什么样的外交方针才更符合俄罗斯的国家利益的问题，也一直存在着争论。看来，主张“欧亚平衡”的观点对政府的立场产生了较大影响。这一派观点认为，俄罗斯的外交政策应注意保持平衡，不应因重视西方而忽视东方，主张积极发展同包括中国在内的亚州主摹国家的双边关系。近一年来，俄罗斯的西方外交在推动西方国家建立“伙伴关系”，达成核裁军协议以及军控方面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争取西方 援助的努力并未取得多少成果，这一情况正引起俄罗斯越来越大的失望。叶利钦总统最近讼开批评西方在向俄罗斯提供经济援助问题上“言行不一”。“俄罗斯领导人越来越感到，原来以为只要面向西方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想法是不现实的，为确保改革的成功，必须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与此同时，调整俄罗斯的外交格局，1992年了月叶利钦总统表示，俄罗斯准备同中国、土耳其、印度等东方国家建立更密切的关系，1992年10月他在俄罗斯外交部的一次讲话中又指出，在发展同西方国家关系的同时，也应不懈地在东方(包括日本、中国、印度和蒙古)开展工作，但“没有这样做”。同年11月24日他在会见中国外长钱其琢时明确表示，发展同中国的关系是俄罗斯外交政策的“优先方面”。情况表明，俄罗斯外交由“西方优先”向“东西方平衡”的调整，对进一步推进中俄关系的发展是有利的。

　　二、在睦邻友好基础上日益发展的中俄关系

　　1991年8、19事件后，中俄关系曾出现短暂的捉摸不定的时期，通过双方的努力，睦邻合作的方针得以在两国关系中迅速确立，这是两国领导人从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作出的重要决择。

　　独联体成立后，中国很快承认了俄罗斯联邦，并支持它成为原苏联法律上的继承国和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一年来，中俄两国的睦邻友好，平等合作的关系正沿着正常的轨道发展，主要表现在：

　　1.两国的交往逐步增多。1991年底，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了俄罗斯，双方就两国关系签署了会谈纪要，1992年1月底叶利钦总统与李鹏总理在纽约联合国总部进行了会晤。同年3月科济列夫外长访问了北京，在双方的会晤与会谈中俄方申明，它十分重视同中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并把发展同中国的关系视作其亚洲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将俗守1989和1991年苏中两个联合公报的原则，愿意承担原苏联和中国签订的条约和协定所规定的义务，俄联邦尊重和支持中国政府在台湾问题土的原则立场，愿意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土发展睦邻，友好与合作关系。毫无疑问，这些原则正是发展中俄友好关系的五要基础，它包括了中苏关系正常化时期主要的积极东西。此后，双方又有许多高级官员互访，其数量之多已超过原中苏时期的1991年。

　　2.在边界谈判方面，1992年3月中俄外长互换了《中苏国界东段协定》的批准书，该协定已于同年3月16日生效。1992年10月，中国政府代表团同俄罗斯、哈萨克、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四国联合代表团就中国与上述四国的边界问题举行了谈判，双方对取得的进展表示满意。另外，俄罗斯希望中俄边境地区削减武装力量和加强信任措施的谈判能够在原中苏谈判的基础上继续进行。

　　3.在经济上，1992年3月，俄罗斯经济联络部长阿文访华期间，双方签订了中俄贸易协定，两国同意互为对方提供最惠国待遇并努力恢复两国的贸易总额，1992年8月，田纪云副总理率中国政府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中俄经贸、科技合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双方富有成效地交换了意见，签署了中俄合作委员会会议纪要，双方就进一步发展中俄经贸和科技合作问题达成了一系列具体协议。通过双方努力，1992年上半年两国贸易额已达14.7亿美元，据统计，全年的贸易额已达到50亿美元。边贸、地贸大大超过两国政府间协定的贸易额，易货贸易与现汇贸易并存、贸易与经济合作相互捉进以及交换商品的多样化，已是中俄经贸关系发展中的新情况和新特点。

　　三、中俄关系正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叶利钦总统对中国的访问是两国关系中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它既是两国睦邻友好关系发展的结果，又是把两国关系推向新阶段的标志。应当指出，中俄两国作为两个主权国家，既有意识形态的差异，又有国情的不同，因此在两国关系中以及对一些国际问题的看法上存在差异甚至分歧是自然的，也是不足为奇的。重要的是双方都已认识到。首先，两国的改革都需要一个睦邻友好的周边环境和国际局势的稳定，双方都十分关心两国之间的友好与互利合作关系能继续巩固和发展。一个稳定、繁荣、推行和平对外政策的俄罗斯符合中国的利益。中位作为两个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它们之间的关系已远远超出两国关系的范围，良好的中俄关系是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因素。其次，鉴于历史的教训，两国都不愿再看到过去几十年那种对抗与疏远状态；当然，回到结盟时代，既无可能，一也无必要，也不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睦邻友好才是两国关系的最佳选择。第三，双方都已认识到，意识形态的差异不应影响两国关系的正常发展。叶利钦总统前不久表示，俄罗斯看到中国改革的积极成果和对外关系的发展，应尊重中国的国内政策。他的这一立场对两国关系的正常发展有深远意义。这里还应对他慎重对待台湾问题给以积极评价，1992年9月15日叶利钦总统签署了关于“俄罗斯联邦与台湾关系”的命令，重申了俄罗斯坚持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原则立场，’总统令还规定俄台之间只能建 立非官方关系。叶利钦总统的承诺为两国的睦邻关系健康而稳定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基础。

　　叶利钦总统访问中国期间正式签署了中俄相互关系基础文件，它在继承中苏关系正常化时期积极因素的基础上，确定两国关系的准则，并在最高一级把两国长期睦邻友好与合作的方针固定下来。尽管中俄经贸合作中仍有尚待克服的困难，如俄罗斯面临的暂时经济困难给两国经贸合作带来的问题，两国的交通运输有待改进，一系列涉外经济法规有待进一步完善等，但两国具有地缘和资源优势，经济上具有相当强的互补性质，与此同时，两国都有大力 发展经贸合作的愿望并面临良好的机遇，通过叶利钦总统对中国的访问，已把两国关系推进到睦邻友好的新阶段，对两国的经贸合作将产生新的动力。

　　邢广程：独联体成立以来值得探讨的几个问题

　　独联体成立一年来，中外学者对其评议颇多。尽管如此，有关独联体的一些问题仍处在若明若暗之中，需要加以研讨。

　　第一个问题，关于独联体的作用问题。毫无疑问，独联体的一个巨大作用是，它促使苏联彻底解体。而且苏联这么大的国家一下子解体却没有发生国与国之间的大规模冲突，这不能不说是独联体的功劳。独联体除了这个一次性的作用外，还有协调 作用。苏联解体后，各新独立的国家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独联体成了协调这些国家关系的基本形式。一些学者对独联体的作用和功能评价过低，这里就产生了一个问题，评价独联体作用的标准是什么?笔者认为，若准确地评价独联体的作用必须首先弄清独联体的性质。应该看到，独联体不是国家，不具备国家功能，它是个组织，是协调各成员国之间关系的国际性组织，只有从这个意义上才能正确评价独联体的作用。从“组织”的角度上看，独联体成立一年来在各成员国之间起到了一定作用，在诸如核武器控制问题、各国公民身份的确认等问题上达到了共识。若从“国家”这个概念上看，独联体的作用太小，没有解决什么问题。有些学者往往用从“国家”这个概念去衡量独联体，自然会产毕一些认识上的偏差。独联体作为一个组织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在各国之间的不信任感上升之时，独联体为各国提供了一个相互沟通、相互交流的场所，这本身就是起了作用。除“协调”作用外，独联体还具有一些国际性组织所不具备的功能，即“分家”的功能。苏联解体后，其遗产和债务如何划分?独联体就是新独立国家之间重新划分苏联遗产和债务的一种组织形式。“8·19”事件后，当新联盟条约陷于难产时，独联体形成了一种现实的选择。

　　第二个问题，各独立国家对独联体的甚本态度。事实上，独联体创始国对独联体有不同的理解。乌克兰实际上把独联体当作谋求其彻底独立的过渡形式，俄罗斯现政权的态度是，试图通过独联体来维持原有的统一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空间，逐渐将独联体变为联邦或者其它关系较为密切的政治实体。中亚诸国的态度比较支持独联体一体化进程，对独联体采取比较积极的态度。还要看到，独联体各国对独联体的态度经常发生变化，这是一定时期内国家利益和其国内政治力量变化的结果。独联体的兴衰取决于俄对独联体的态度不两了动，也取决于其他国家对俄态度和行动的理解与反应。

　　第三个问题，独联体的内部结构正在发生变化，出现集团化发展趋势。正因为各国对独联体的理解不同，所以，对独联体也采取不同的态度。这种情况的出现是十分自然的，同时也表明，独联体很难走向一体化进程。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独联体出现了集团化发展趋势，如中亚五国经常就某些重大问题进行磋商，共同采取一些行动，从而形成了在独联体框架内不定形的联合形式，再如在独联体框架内组成了六国集体安全条约集团，共同构筑成员国之间的国家安全体系。此外，独联体内的双边关系形式正在得到加强，而且效果很好，如俄哈、俄罗斯和白俄罗斯、俄和乌克兰之间都签订了具有实质性内容的条约。特别慎得注意的是，独联体最初成立本身就是以集团(三个斯拉夫大国)形式出现的。阿拉木图会议实际上是三个斯拉夫独立国家联合体同中亚集团的再联合，即欧亚新独立国家之间的联合。

　　第四个问魔，“独立”与“联合”问题。这是独联体中存在的一对基本矛盾。从独联体成立一年来的情况发展来看，这个矛盾表现得很突出。苏联突然解体，各国对“独立”都缺乏足够的心理准备和物质准备，即使对那些独立愿望十分强烈的国家来说，苏联的瓦解也是太迅速、太突然了。苏联解体后，各国也都清醒地意识到自己不可能马上自立，一下子谁还离不开谁，于是，各国纷纷宣布独立后又转而联合起来。不过，这种“独立”和“联合”都具有了新的涵义。这种“联合找是“独立”前提下的联合，它建立在“独立”基础上的，这种“独立”是在“联合”背景下的独立，通过“联合”走向真正的独立。由此可见，“独立”具有根本性，而“联合”则是相对的，一旦“联合”的利益损害了本国的“独立”利益，则该国将退出“联合”。

　　在分析独联体问题时有许多误区，其中的一个误区就是如何评价各新独立国家的经济联系问题。应该说，这些国家溶于苏联母体中太久了，它们在中央指派的专业分工基础上形成经济协作区域，其相互之间的联系极为密切，苏联解体后，各国之间的原有的经济联系遭到破坏，这是各国经济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问题是，这种极为密切的经济联系是各国走向联合的重要因素，还是促使各国相互疏远的因素。我认为，现实的经济联系恰恰是促使各国疏远的重要因素。这是因为原有的经济联系是建筑在过去的行政命令基础上的，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是扭曲的，其专业分工也是人为造成的。所以，各国“主权”意识萌发后，都觉得自己吃了亏，都要求在新的基础上建立平等的经济联系，可见恰恰是原有的经济联系造成的巨大的经济摩擦，而这种巨大的经济摩擦反过来又影响了各国之间的政治信任。尽管一些国家还主张为克服共同的经济危机还需维护这种原有的经济联系(如中亚诸国)，但这些国家这样做是出于无奈。事实上，每个国家都握有几项“拳头产品”来对付其他国家对自己的经济封锁和制裁。新的意义上的经济联合因素还没有出现。

　　总之，独联休在一定时期内还会存在下去，各国都需要通过它达到自己的目的；同时，独联体内部的矛盾和斗争还将持续下去。

(简隆德)

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网：https://www.2ndflr.com/dm/yazhou/zhongya/940079.html

相关问答

周边城市地名

 哈萨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   塔吉克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   土库曼斯坦  

推荐地名

 白云区   黄埔区   番禺区   韶关   武江区   南雄   浈江区   曲江区   始兴县   仁化县   翁源县   乳源县   新丰县   乐昌   深圳   罗湖区   福田区   宝安区   龙岗区   盐田区   珠海   洲区   斗门区   金湾区   汕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