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八次疟疾的经历（下）
非洲八次疟疾的经历（下）
疟疾
2007-07-26 14:49 阅读(?)编辑
非洲八次疟疾的经历（下）
7月1日离开喀麦隆山西医疗队驻地，当时蹬上自行车还有一种腾云驾雾的感觉，后来在加蓬首都利伯维尔的天津医疗队又复查、修养了几天 ，受到同胞的高规格礼遇。
利伯维尔至弗朗斯维尔的行程也很辛苦，那里有法国人开采木材，三、四人合抱，三、四层楼高，直溜溜的大木，每天拉这种木材的大型卡车在路上奔跑，掀起冲天的尘烟。路，基本都是由不太大的山脊和沟谷间上下穿行，路至谷底，或上坡之时，若遇上这种大卡车，漫天地尘土颗粒经久悬浮不散，几乎令人窒息，每天满身满头的尘土，这里地处赤道，酷暑难当，人烟稀少，食品恶劣；最难过要属日色黄昏之时，各种飞虫扑面冲腾而来，往人的眼、鼻、耳、口中猛钻，都有万夫不当只勇，笔者只好将耳朵堵上，帽沿压低，眯眼成缝，呼吸谨慎。虽然暑热，我必须穿长衣服，最可怜是我两个手背，与脖子后面三块皮肤，裸露在外，被飞虫叮咬一层，浮肿胀起，再被叮咬第二层、第三层以后，那三块皮肤变得硬梆梆，光溜溜，如橡皮般，几乎失去感觉了。
7月21日晚，发烧、体虚，出现疟疾症状，服青蒿素片，夜宿民宅，睡袋中眠。22日晨拦得过路卡车，向晚达小城莫安达，黑人司机一路上多次说要在这里带我去见中国医生。原来是位刘老先生，大连人，在此开有药店、酒吧和旅馆，只记得其公子名叫刘勇，35岁，二人甚礼遇于我，洗衣洗澡，丰盛晚餐，夜宿其旅馆房间，第二天坚决不收费，而且叫到家里一辆小巴，刚开始我以为是公共汽车，后来才发觉，原来是刘勇先生特特租了这辆车，五十多公里，将我送往弗朗斯维尔，那里有天津医疗队的另一所医院，医疗队长魏海苓先生马上为我全身检查，刘勇先生竟然默默随车回了莫安达，没有受我一句"感谢"……。……。后来被抢劫，丢失了联系地址，多年来未能取得联系，只念念不忘恩人的大名叫刘勇，大连人。
第三次疟疾是在刚果（金）的钻石城，卡南加的警察局，那里的警察要狠狠地宰我一刀，为我办一个我根本不需要的"矿藏开发许可证"而我则绞尽脑汁，想方设法不给钱（详见博文拙作《穿越战火硝烟下的刚果[金]》）。后来自带药治愈。
第四次发生在坦桑尼亚，那天下午下坡驰急，风吹帽落，不愿返回上坡老远去拾那贝雷帽，3点到6点时段，恰巧路一直向西，没有了帽檐的遮挡，太阳一直在西边地平线上晃着我的眼睛，第二天便酸痛、流泪、睁不开眼，傍晚到达坦桑尼亚政治首都多多马，那里有山东省医疗队，深感那里又是增药、晚餐、留宿，驻地有一大厅，晚间看电视，唱卡拉OK，没有发现蚊子，整个建筑都带有纱窗、纱门。可后半夜，我睡在沙发上，猛然听见几只蚊子在歌唱，吓得翻身坐起，不敢再睡，我的车囊，包括蚊帐，傍晚被锁在了车库里，现在医生们都已入睡，几次起身，最后还是没好意思去吵醒医生为我打开车库门锁取蚊帐，我决定此夜不睡，明天白天找个地方睡一会儿也就可以了，我想学一把关云长，秉烛夜读，但我这凡人与圣贤的区别马上就显露无遗，凌晨4点钟以后，实在坚持不住，几次进入朦胧状态，被蚊子叮了几口。
第二天晚上便出现了发病的症状，遇路边有两户人家，便去投宿，一对六十多岁的黑人老年夫妇热情的接待了我，人家见我病病歪歪，骑自行车远行，当然他们理解成我没钱坐车，老先生真诚的告诉我他有多少间草房，有多少土地，有多少芒果树、香蕉林，还种有木薯，几乎报了他所有的家产，他有四个女儿，十几个外孙，都在远方，最小的孩子，也是唯一的儿子，前不久车祸身亡，老人真诚的希望我留下来，和他们生活在一起。老人的真诚令我深深感动，我不知用什么语言可以安慰老人的晚年丧子之痛，陪落了几滴眼泪。第二天依依惜别，二位老人汪汪的泪眼，在记忆中久久挥之不去。
前行十几公里，镇上有家医院，验血确诊是疟疾，我问医生在哪里交费，他说:"你要交钱吗？给我十个美元，"我给了钱，但我估计坦桑尼亚医疗免费。
第五次在肯尼亚，发病前一天被萃萃蝇叮咬，萃萃蝇比牛虻略小，苗条，如果被八、九次叮咬，人会得昏睡病，变成植物人。由于萃萃蝇的缘故，那次发病时搭了一段巴士，天黑后赶到前方一座城市，找到一家较大的医院，穿白大褂儿的黑人告诉我，肯定是疟疾，但这儿夜里不能采血检验疟原虫，我自用自带药，诊断费合四十多美元，我心中质疑，然人家票据确凿，只好照单付账。也算不错，眼见天晚，人家医院内为我找一房间留宿，不收费。
由肯尼亚返回南下莫桑比克，二次穿越坦桑尼亚的时候，得了第六次疟疾，那次发病较轻，自带药治愈。
接下来2000年2月至8月上旬，莫桑比克、津巴布韦、博茨瓦纳、莱索托、南非和纳米比亚半年的旅行途中没有发病，因为从地理上来说，距赤道线越来越远；从季节上来讲，进入了南半球的冬季；，南非有些高原，气候凉爽，夜间甚至寒冷，对恢复体力，大有好处。
最后在安哥拉，也许又接近了赤道，连续得了第七和第八次疟疾，而第八次疟疾也是发病最严重，情绪最沮丧的一次。除第一次疟疾以外，每次发烧，还并发腹泻，腹泻之后，人体就格外地虚弱；回想第一次疟疾之时，虽发烧近40度，一大盘子米饭吃下去，也就有了抗病的本钱。且说第八次疟疾，整整一个下午，坐在一个卖饮料的草棚子下面，一面吃药，一面与人聊天，一面休息，一面腹泻了十几次，上午在路旁海滩上买了几条鱼，肥肥的，本想大快硕颐一顿，这下儿只得送了卖饮料的兄妹二人，晚上很多村民都想邀请我这洋人到他们家里去住，就近住入卖饮料的兄妹二人家中；半夜口渴，腹泻频频，害怕脱水，不敢不喝；浪迹十年，只有那一次想到：要是有人能给我端来一杯开水该多好。最后只得自己挣扎着，行囊中取出小锅，到缸里舀了水，回来用自己的小煤气炉烧，舀水时听见一声响，本以为是一小段树枝，因为黑人往家里顶水时，怕盆里的水荡出来，都放上一些树枝树叶，找来电筒往锅里一照，着实吓了一大跳，原来是一只寸来长的大蟑螂。
第二天早晨十几公里赶到安哥拉首都罗安达，医院里竟然遇到一位在中国天津留过学的黑人医生，话语间对中国的情结颇深，我有青蒿素片，他又为我开了几种药，还包括采血检验疟原虫，最后分文未取。在罗安达遇见别的中国人都说罗安达医药费贵得惊人，至今我依然不清楚那家医院真的是免费？还是那位具有中国情结的黑人医生单单为我免费，如果真是那样的话，我又等闲遇见了一位施恩不望报的，高尚的正人君子。
八次疟疾，回首真如一场噩梦。记得刚刚进入非洲之时，黑人们问起我的年龄，我让他们猜，回答多猜成25或30，几次疟疾之后，他们的猜测变成了60至65岁，吓得我手忙脚乱掏镜子来照一照。还记得第一次疟疾之后，由喀麦隆进入加蓬的那一天，在一个小村庄休息，和人们闲聊，人们见我鸠面鹄形，或许以为我几天没吃饭了，正在饥肠辘辘，派了几个孩子迅速离去，又飞跑回来，每人送给我几只香蕉，我高高兴兴，感谢感谢，将它们放入包里，人们面露诧异之色，他们认为我应该狼吞虎咽，全部吃光才对，也许他们又转而认为我是位有操守的洋人，宁可饿死也不吃香蕉，因为在非洲，只有穷人才会以香蕉为食，富人是吃面包的（见博文拙作《菠萝和香蕉的故事》）。一位店主到小杂货店里为我拿来面包和黄油，也真难为了这些善良的村民。
罗安达后来我搭上一艘美国货轮，免费漂过大西洋（见博文拙作《免费漂过大西洋》），去了南美洲。离开了非洲大陆，我那非洲八次疟疾的故事算是讲完了。但心中永远讲不完的是对
山西省驻喀麦隆医疗队
天津市驻加蓬两支医疗队
山东省驻坦桑尼亚、多多马医疗队
新华社驻喀麦隆记者陈顺先生、陈太太
加蓬、莫安达的大连人刘勇先生和令尊刘老先生
纸短情长不及在此一一拱列帮助过我的人们
是对他们深深的敬意与感激之情，是在受到他们帮助之前我们还是陌生人的那种最崇高的敬意和感激之情。
如果通过这篇辞不达意的拙劣文字，使他们能够感知到我崇敬与感激情怀的万分之一，跃中或许应该稍稍觉到如愿以偿。
最后修改于 2007-07-28 19:53 阅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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