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问题3000字论文：透视中东部族问题
部落冲突是近年来利比亚、也门等一些中东国家局势演变的标签之一。中东部落问题也随之重新引起外界的关注。
从更大的范围而言，中东社会本身就起源于部落社会，部落结构和体制自古至今伴随着中东社会的发展进程，并深刻影响着中东地区的方方面面。当前中东地区具有较大影响力的主要部落和家族有：海湾君主国的统治家族，包括沙特阿拉伯的沙特家族、科威特的萨巴赫家族、阿联酋的阿勒纳哈扬家族、阿曼的赛义德家族、巴林的哈利法家族和卡塔尔的阿勒萨尼家族;也门的四大部落联盟（哈希德、巴基尔、哈卡和穆兹哈吉）;利比亚人口最多的两个阿拉伯部落联盟（瓦法拉、麦格拉）和两个柏柏尔部落联盟（图阿雷格和塔布）;苏丹的两个最大的阿拉伯部落（杰希奈和贾阿林）。
中东社会的部落特性
当今中东社会依旧沿袭着一些部落特性。一是部落民众崇尚自由、放荡不羁的性格，这是由于古代中东地广人稀的自然环境和历史上居无定所、随遇而安的游牧生活方式形成的。二是部落的尚武性、扩张性，源于在恶劣生存环境中对有限领地和资源的争夺，且为此不惜诉诸武力。三是部落的荣誉观、复仇观和继承性。部落民众都无条件地为本部落的荣誉而战，认为解决部落间的宿怨除了抵抗和复仇外别无他法。且部落的一切性格与意识、习俗与规约都世代相传。这就是部落的继承性，它不仅体现在财产、土地等物质财富的传承，也包括认知、品行、心理等精神遗产的延续。中东各国部落间无休止的冤冤相报正是复仇意识的传承。四是对内团结、对外排斥他者的部落宗派主义。一句流传甚广的中东谚语贴切地阐释了这种部落特性：我反对我兄弟，我和我兄弟反对我堂兄，我、我兄弟和我堂兄一起反对世界。总体而言，这些特性在恶劣的生活条件下促进了部落内部的团结，在一些时候只有团结一致共同抵御外敌，才能维持生存。但从消极层面讲，这也意味着一场场血腥冲突。
始于2010年底的中东变局给地区国家造成不同程度的动荡，部落问题也随之严峻化。总的来说，政治上，部落体制与民主化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对悖论，由此影响着中东部分国家政治统治模式的选取;经济上，区域经济协作也会受到部落因素的制约;社会文化方面，部落意识影响国家统一意识，从而弱化国家凝聚力;国家安全和地区形势方面，部落冲突是社会动荡的重要诱因，也间接给恐怖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外交上，部落间的矛盾和冲突使国家更易受到外来干预，跨界部落则使邻国关系复杂化。
比如，战争后的利比亚由于政权软弱、人人拥武，部落冲突的频度和烈度都远超战前水平。其中伤亡较大的一次为2012年3月发生在塞卜哈的部落冲突，造成约150人死亡，逾400人受伤，且在冲突中使用了反坦克机枪、防空机枪等重型武器。另一方面，在部落体制已经弱化的国家，部落问题也有所加剧。叙利亚及其所在的马什里克地区（西起地中海、东至伊朗高地，包括现在的叙利亚、伊拉克、黎巴嫩、约旦和巴勒斯坦）本鲜有部落冲突，中东变局后，尤其随着叙利亚内战的加剧，部落冲突事件也时有发生。2012年3月，伊拉克一位部落酋长承认曾派数百人进入叙利亚，与叙利亚政府军作战。2012年8月，黎巴嫩一个势力强大的什叶派家族绑架了近40名叙利亚人，声称这是对该家族一名成员在叙遭绑架的报复，并要求叙反对派立即释放其家族成员。
日益暴恐化
当前中东部落问题最值得关注的一点是其日益暴恐化趋势。
无论是“基地”组织阿拉伯半岛分支进入也门，还是伊斯兰激进势力进入利比亚，或是“基地”组织北非分支进入阿尔及利亚等，都是先与某一个或多个部落势力相结合，得到部落的庇护，然后从发展相对落后的部落聚居的村镇进入该国，并以此为大本营对外扩张势力。2011年5月，“基地”组织阿拉伯半岛分支占领也门南部阿比扬省省会津吉巴尔市，并宣布该市为“基地”组织在也门南部建立的“伊斯兰酋长国”的“首都”。2014年3月，利比亚临时政府指出恐怖分子已在其南部部落聚居的沙漠地区安营扎寨。
恐怖事件在中东地区多发，其原因固然是多样且复杂的，而部落因素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首先，部落的复仇意识导致冤冤相报的恐怖事件延绵不绝。其次，一些部落民众出于朴素的民族主义情感，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抱有反感和抵触情绪，与政府协同美国等西方国家反恐的立场相左，给政府和西方的反恐行动设置障碍。再次，部落民众对部落的归属感和服从观念根深蒂固，忠于部落胜过忠于国家，一些部落为属于本部落的恐怖分子提供保护，并拒绝政府军或反恐部队进入属地，甚至袭击在部落区搜捕恐怖分子的部队。
影响中东地区安全
一方面，愈演愈烈的部落问题势必会威胁到一个国家的政权稳定。依据部落与政治统治的关系，可将中东国家分为三类：部落与国家政权抗衡的利比亚类型、部落与国家政权相互妥协的也门类型和部落与国家政权统治相结合的阿拉伯君主国类型。无论哪种类型国家，部落问题都会对其政权稳定性构成威胁。
在利比亚，卡扎菲长期偏颇的部落政策导致的部落矛盾是利比亚战争爆发的深层次原因。其战后重建也受到部落因素的严重制约，一些部落或地区提出自治或独立要求，更威胁到利比亚临时政权的稳定性。在也门，2011年政治变天的起因也涉及部落因素，其战后政权相对平稳过渡实为部落间相互妥协的结果，当前也门国内局势依然受到部落势力的牵制。君主国在中东变局中基本保持稳定，也是由于其统治家族适时对各大部落实施安抚政策，并利用部落的影响力加之宗教的作用协助稳定局势。
另一方面，从地区角度看，跨界部落问题又是导致地区不稳定的因素之一。以利比亚为例，利比亚与埃及、尼日尔、乍得、苏丹和突尼斯等国之间存在十个左右的跨界部落。南苏丹独立建国后，利比亚南部的图布部落势力受到南苏丹图布部落的影响，也试图谋求独立。2012年马里内战的起因是分布在利比亚、阿尔及利亚、尼日尔等国的图阿雷格人谋求在马里独立建国。利比亚南部是图阿雷格人的发源地，卡扎菲军队中曾大量雇佣各国的图阿雷格反叛人士。卡扎菲倒台后，上千名图阿雷格雇佣兵抢劫利比亚武器库后返回马里北方，图谋发动起义。可以说，马里内战与利比亚战争之间息息相关。
此外，在通常情况下，部落有集中分布的特点，但动荡和战争使得一些民众不得不背井离乡，造成一些部落逐步分散化。在利比亚，卡扎菲老家苏尔特、西部米苏拉塔等曾发生激战的城市遭严重损毁，居民大量外迁。苏尔特一度被称为死人城，全城只余留两三户人家。叙利亚的阿勒颇、哈马等城市也同样如此。人员的大规模迁徙必然会打破部落的集中分布。与此同时，接收难民的国家和城市也面临外来部落迁入和地区部落力量分化重组等挑战。
未来民主大潮席卷中东或是大势所趋，中东部落社会必然受到影响，但存在已久的部落体制和根深蒂固的部落意识不会在短时间内消失，只可能发生一些形式上的转化，如部落区域化、部落政党化等，其转化过程将是复杂而漫长的。
此外，也应该看到部落问题不是孤立的社会问题，它既反映出传统习俗与社会现代化之间的矛盾，也与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密切相关。但是，政府的部落政策很难实现绝对的公平，而这正是近年来引发部落冲突、尤其是部落与国家政权之间冲突的重要原因。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所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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