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兹别克纪行 之三 布哈拉

　　燥热像是那些已经无能为力的察合台人，在如同帖木儿般强悍的夜晚来临的时候，四散溃逃，瞬间消散于无。
　　塔什干火车站的五号站台上，聚满了乘客与列车员，车厢里闷热得像是谁家余火未烬的馕炕，卧铺车厢里赭石色织锦的床单枕巾像是烤焦的包子皮儿，人们肉馅一样躺在其中，片刻便会熟透。
　　所以人们都在站台上，有凉爽的夜风，一轮明月，几枚朗星。
　　苏联标准的宽轨列车，与俄罗斯别无二致的软卧车厢，虽然苏联人向来以粗犷与漫不经心闻名于世，但是就客运列车而言，舒适程度依然远胜现时的中国。隔断门上的储物空间是专为上铺乘客使用的，下铺床铺下有仓斗式的储物空间，开口向上，抬起床铺取放行李，实在是再安全没有的设计。铺位侧面上部，并列有存放杂物的两格空间，空间的盖板兼作人坐在铺位时的的头枕。每位乘客上下，列车员都会奉上全新的床单枕巾被罩与毛巾，哪怕之前的旅客只搭乘一部，同样会换新，绝无混用的卫生之虞。虽然乌兹别克因为经济的原因，在这些细节上做得没有俄罗斯好，但依然让习惯了中国铁路的我感觉愉悦。枕头宽大而松软，虽然空调始终难以将车厢内的温度降下来，但依然还是一觉到清晨，像是在西伯利亚铁路的那些夜晚，完全无须为在列车上无法安睡而焦虑。
　　所以直到醒来，我才注意到对面的下铺那位不知道从哪里上车的乌兹别克年青人。还有加长加宽的桌面上，不知道怎么忽然堆叠起五只硕大的乌兹别克烤馕——类似加宽的新疆圆馕，或者放大的平底甜甜圈。毫无疑问的，肯定又是对面上铺那位有些神似赫鲁晓夫的乌兹别克俄罗斯人昨夜从哪里的站台上买来的。事实上，他在塔什干上车的时候，行李中已经有一袋烤馕。
　　上铺的两位是旅伴，从赫鲁晓夫的乌兹别克护照上瞥见他出生于1962年，看起来也恰如其份得像是一位六十二岁的俄罗斯老人，秃顶而肥胖，热情而友好。他用俄语告诉我每件他觉得需要让我知道的事情，比如需要自己把列车员递过来的床单铺在铺位上，套上枕巾，以及拿着毛巾去盥洗间擦擦身上的汗。
　　相对而言，他的外高加索旅伴则显得沉稳许多，穿着考究，清晨早早换上笔挺的衬衫西装与锃亮的手工缝制的皮鞋，站在过道里，抬眼眺望清晨乌兹别克的旷野。完全不像昨夜将入睡前，和赫鲁晓夫分食一袋油腻的巧克力甜甜圈的那位同样馋嘴的老人。还有昨夜与今晨，躺在上铺上两个人不知道在说着什么可乐的事情，笑得像是做了坏事又庆幸没有被发觉的孩子。赫鲁晓夫简直笑得要背过气去。
　　列车准时准点到达布哈拉。
　　乌兹别克人盛装任何食物，用的也都是黑色塑料袋。前夜在塔什干，当我打算打包剩下的肉串与烤馕的时候，看见服务员从厨房翻出来的黑色塑料袋，以为拿的是垃圾筒，忙不迭的推辞。看到赫鲁晓夫拿出来的同样的黑色塑料袋，我才明白向来如此。他抓起最上面的一只烤馕，递给我，指着我的背包，意思是要送给我。
　　我自然同样要推辞的，其实我更想吃他的巧克力甜甜圈。

　　布哈拉新火车站距离布哈拉老城有遥远的十三公里，与一位揽活的俄罗斯老人以12000苏姆成交，搭他的面包车进城。我几乎没有怎么还价，我从他的态度能够判断出10000苏姆即可成交。——可是刚才由布哈拉老城回火车站，同旅馆的挪威人相信旅馆老板会为我们找一辆更Cheaper的出租车，欧美人还是单纯，完全不了解老板们的热情。没有办法，已经答应的事情也不能反悔，我只好放弃自己找车的打算，任由旅馆老板安排。下车的时候，司机毫不犹豫地要价13000苏姆。而事实上，因为选择更多，从城内去城外的车站机场的价格本可以更低的。
　　布哈拉是一座拥有众多翻新古建筑的历史名城，布哈拉依然仿佛布哈拉汗国都城的模样很容易迷惑猎奇的游客，但是事实上，大约与平遥并无二致。
　　大多数古建筑被翻新到令人起疑的程度，除却清真寺与经学院，其余的古建筑里充斥着出售旅游纪念品的商铺，而本来用途的宗教场所，也不能放弃盈利的目的，对游客的参观收费绝不手软。而且在建筑之外，并没有明确醒目的收费标记，只是在你以敬畏与虔诚之心踏入的时候，忽然有人会用英语招呼你：Ticket。
　　除非你是Mr. Ticket，否则你很难会喜欢上这样的招呼。
　　相较而言，希瓦的计时通票制更适合这样的古城，尤其是与希瓦类似的古建筑集中的布哈拉。但是这两座城都不会是我所喜欢的，布哈拉遍布收费的陷阱，而希瓦在迁出所有的居民之后，形如动物园中的标本。
　　对于一座城市而言，建筑只是其中的一部分，甚至是一小部分，与之息息相关的人才是余下的大部分。对于古城的保护，迁出所有居民诚然是不错的保护方法，但也是最懒惰或者只有在集权国家才可能有的保护方法。能够保护一座有生命的，人与建筑和谐共存的古城，恐怕才是真正的保护。在我所去过的所有现在以及前社会主义国家城市之中，能够多少做到这一点的，似乎只有圣彼得堡。
　　所以，我也无意于去记述布哈拉的那些建筑，对于他们的记述可以参看任何一位曾经布哈拉的游人笔记。

　　Lyabi Hauz，一处水塘，虽然不是布哈拉老城的地理中心，但却是布哈拉老城事实上的中心。
　　长期流通的最大面额只合人民币两块钱的1000苏姆纸币，让每个乌兹别克人都有快速点钞的绝技。或者说，不能够快速准确地点钞，在乌兹别克几乎无法生存，点错导致枉费钱钞不说，还要忍受不知道多少焦躁等待时的白眼。
　　所以，我早早在镶着金牙的俄罗斯老人的面包车后座上点清了十二张千元大钞，这样不至于耽误彼此的时间。那时候是早晨八点，对于中亚的夏天而言，虽然阳光已经炙热，但是时间仍然还早，布哈拉一片寂静。
　　我懒得再细细地去找旅馆，因为我担心大多数的私人旅馆还没有开门，主人也许还没有起床，吵醒别人万一不满意再不住的话，我又会不好意思。——事实上，我多虑了，在清晨的阳光如此嘈杂的中亚，人们实在很难赖床。人们在夜晚更喜欢开窗，因为需要凉爽的风，所以阳光会在第一时间跳进房间在你的耳边大声把你吵醒。
　　水塘南边的一排窄巷，即所谓的犹太人区，是布哈拉老城旅馆集中之地。我住在我看见的第一张招牌的旅馆里，Sarrafon巷的Sarrafon旅馆，25美元一人的双床房很贵，比巷内略深处的旅馆要贵上10美元左右，而且没有网络，但是我懒得再找了。
　　我看上了他们的早餐。女主人的煎蛋是我迄今为止吃过最美味的煎蛋，蛋黄在若化未化之间，蛋清均匀着焦脆与软嫩，空口吃略微有一点点的咸，但煎蛋本来是用来配烤馕的。——清晨离开的时候，为我们找到那辆Cheaper的出租车，英语熟练负责接待客人形如旅馆真正老板的她的儿子，煎蛋做得实在差强人意。——我甚至想把同桌那位伦敦人吃剩下的蛋黄也给拿过来，我不好意思再要煎蛋，因为我付的房费中包含的早餐在隔天早晨，而不是当天早晨。
　　伦敦人吃完早餐，背包去了希瓦；我吃完早餐，在布哈拉看那些翻新的如同仿古建筑的古建筑。片刻我便觉得厌倦。

　　布哈拉在苏联建国初期，据载有将近百分之七的犹太人口，主要居住在旅馆所在的一片区域，故而也称犹太人区。以色列立国，直到前苏联各国犹太人可以自由迁徙以后，布哈拉的犹太人口也日渐减少，走到现在的区区几百人。
　　虽然乌兹别克世俗化程度极深，但毕竟仍然是穆斯林国家，星月标志是醒目地刻画在国族与国徽之上的。
　　我想当然地以为如今仍然生活在布哈拉的犹太人会极其低调，甚至淡化其犹太人的身份，以免引起周遭穆斯林的仇视，但是没有想到的是，在犹太人区的窄巷中，屡屡看见犹太人家的门牌上，绘制着清晰醒目的金色六芒大卫星。
　　我感觉有些不可思议，即便不是所有犹太人家如此，即便这只是部分犹太人用以发展家庭旅游事业的招牌，但是在穆斯林聚集区看见六芒星还是一件令人震撼的事情。在中国的穆斯林聚集区，“猪”字都是要避讳的，何况佩戴犹太小帽与绘制六芒星？这种反差于我而言，实在太过强烈。
　　无论本地居民，还是游客，无论穆斯林、犹太人、基督徒，还是像这样的无神论者，都聚在水塘四周乌兹别克人的餐馆就餐。但是乌兹别克侍者也希望我能坐在水塘北侧的一区，而不是穆斯林更多的东侧一区。并非是因为我的种族与信仰，而是因为北侧一区的侍者可以说英语，而且使用的也是英语菜单。
　　但是我还是坚持坐在东侧，坚持使用俄语菜单。这纯粹是我的私心，我只是担心布哈拉与许多旅游城市一样，英语菜单的标价是最昂贵的。
　　于是我指着我完全不认识的俄语菜单，用英语点了他们的名菜，一种用长达两尺的铁钎串上肉泥丸烤制的肉串。四枚一指长的肉丸之间，串一枚西红柿一同烤出，兼作点缀，也可开胃。一串14000苏姆，合人民币二十八块钱，并不便宜，而且账单上显示还需再加百分之十二的小费。可是份量足够，我也只是很勉强地才能完全吃下，胃口小的，足够两人食用。
　　而且肉丸的味道调制的很好，再配一篮烤馕，吃得我早把那些仿古建筑抛在九宵云外，宁可回旅馆反刍美味，也不想在最酷热的午后去看什么布哈拉。

　　是的，我只是这样说说而已。
　　我总还是要去看布哈拉的，我万里迢迢来此。
　　但是我只为卡扬清真寺（Kalon Mosque）付了6000苏姆的门票。清晨去时，不明就里，门内坐在卧榻上的手中握着一大叠苏姆的守门人似乎也没有打算向我要门票，可是却不知道从哪里闪身而出一个孩子，英语熟练地招呼我：Ticket。
　　我并不觉得一处空荡荡的院落值得我花6000苏姆，所以我借口去吃早饭，闪身离开。只是答应回头再来，不料我自己却纠结于这句回头再回，觉得不能向一个孩子撒谎，于是下午又悻悻然回来，老老实实奉上六张千元大钞。
　　孩子并不打算放过我，举着两盒明信片追上我，说因为我们是Good friends，所以打算卖给我一个Cheaper的价格。大盒的2美元，小合的1美元。一来我正打算要买明信片，二来我也正好有三美元零钞，所以照单全收。这似乎更激发了他的商业潜质，把我领进他在售票处的小屋，给我展示堆积在屋里的各种明信片。



　　并且写了一张送给我：To my best friend, Mitaziz.
　　我终于发现，我有一万个理由对不起这个自称有乌兹别克、塔吉克、俄罗斯、伊朗还有哪国五国血统的米特阿齐兹。这实在是一个天生的商人，无时无刻不在想方设法从每个游客上赚到所有能赚的钱。他向我展示明信片上的景点，希望带我去看我没有去过的景点，自然那是需要收费的导游服务；“好奇”我是中国人，希望能得到一些中国钱做纪念；问我的相机的价格，并且说他非常希望拥有一台相机但是却没有，他似乎知道这样的说辞会让游客出于安慰的心理给自己的相机报一个更低的价格，我也确实如此，结果他马上表示希望能够出钱购买我显然真正Cheaper的相机。
　　我在布哈拉，落入了我最不喜欢的旅行方式，就是被景点的无休无止的商贩无休无止地纠缠。



　　感谢四十度的高温，让布哈拉的游人零落，商贩也因此懒于生意，我总还有时间能在哪里，静静地坐上片刻。虽然我坐在经学院外的石阶上看着乌兹别克姑娘用勾针织毛衣的时候，有酡红着脸的乌兹别克人走过来，真诚地邀请我去他们家的餐馆午餐；虽然我坐在经学院内深处的角落，静静地张望着空无一人的庭院与院墙外高大的宣礼塔时，红衣服的米特阿齐兹不停地闪现在门廊里，希望我回去继续洽谈生意。
　　唯一让我喜悦的是，一名经学院的学生走进来的时候，微笑着右手抚胸躬身致意：Ansalam。
　　这是我自入南疆以来，第一次在宗教场所，有宗教人士主动向卡菲尔致意。

　　2014.07.10 11:45(UTC+5) 布哈拉至撒马尔罕的列车上 1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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