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福泉：单一文化很难促进社会繁荣

　　

　　 编者按

　　 近日，中国民族学会副会长杨福泉教授就少数民族文化、少数民族经济发展、民族关系、“国学热”等问题接受了爱思想网的专访。杨福泉教授长期从事纳西族语言和东巴文化的研究，对云南各民族当代的发展也很关注，对国内的时政热点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现将访谈整理如下，以飨读者。

　　

　　 访谈学者：杨福泉，爱思想网专栏学者。云南丽江人，纳西族，文学学士、历史学博士，曾在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从事博士后研究；曾任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现任中国民族学会副会长、云南纳西学研究会会长。研究领域包括民族学与人类学、纳西学、民族文化的保护传承等。已经出版的著作有《东巴教通论》《纳西族与藏族历史关系研究》、《纳西族文化史论》、《灶与灶神》、《火塘文化录》、《玉龙情殇：纳西族的殉情研究》、《多元文化与纳西社会》等31种；另著有《丽江岁月与海外萍踪--杨福泉散文选》、《古王国的望族后裔》、《寻找丽江之魂——融入纳西古王国》等文学著作。

　　

　　 访谈人：

　　 李杰，爱思想网学术观察员，历史学硕士，现任教于云南师范大学附属世纪金源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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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福泉教授在田野调查中

　　

　　 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是属于全世界的财富

　　

　　 爱思想：多年以来您一直花很大的精力聚焦在研究纳西学的研究上，为什么您不多研究几个民族呢？

　　

　　 杨福泉：搞人类学必须有一个立足点。比如我们院民族研究所一直以来坚持的一个研究传统就是“熟悉一个民族，熟悉一个地区；跟踪一个民族，跟踪一个地区。”你只要坚持研究一个民族，你肯定能通过这个民族看到各个民族存在的共性，但你绝对不能说你对很多民族的研究都有深入的研究，结果研究很难做得深入。比如我国著名古典文学学者刘文典，他穷毕生精力研究庄子。学术大厦的构建不是一两个人就能做成的，需要学者贡献一块砖一片瓦的治学精神。每个人都一点一滴地用心于某个领域的研究，如果你的研究做得踏实严谨，也就给学术大厦做了实实在在的贡献，也就为这个学科做了承前启后的贡献，我想，学术大厦就是这样一砖一瓦地构建起来的，如果研究都是些宏大叙事，泛泛而论，没有扎实的微观研究积累，我想这样的学术大厦根基肯定是不牢的。对一个民族研究得比较深以后，你再研究历史上和这个民族有悠久历史关系的相邻民族，也就会比较顺利，我花多年功夫研究纳西族与藏族的历史关系，就有这样的体会。因为微观实证研究做得多了，所以后来写近70万字的《东巴教通论》时，就觉得比较得心应手，如果没有20多年微观研究东巴文化的积累，我是不敢写《东巴教通论》的。

　　

《东巴教通论》中华书局2012年版，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爱思想：您曾经在上世纪80年代赴德国研究了四年的纳西学，您能否给我们介绍一下德国对学术研究的态度？

　　

　　 杨福泉：首先，我觉得德国非常舍得在教育、文化遗产的保护、探究和研究方面投入经费。以纳西学研究为例，德国在60年代初发现在很多国家都收藏有大量的“东方手稿”，这批手稿有很多都是以前少见的文献古籍，比如纳西东巴古籍、印度的吐火罗文手稿等等。特别是用图画象形文字书写的纳西东巴古籍引起了德国东方学界的极大关注，当时的德国国家图书馆很想买下收藏在意大利罗马东方学研究所等的纳西东巴手稿（古籍），但当时西德刚好战后不久，经费拮据，所以就向西德政府申请专项资金购买东巴古籍，得到了德国总理阿登纳的直接支持，阿登纳不仅拨专款买下了意大利罗马东方学研究所以及洛克博士手中的纳西东巴古籍，还继续拨款支持德国国家图书馆研究这批手稿，邀请“西方纳西学之父”洛克到西德为东巴古籍编目和进行研究。从这里也可看成德国人在国力很弱的特殊情况下也不忘记重视学术，而且有一种珍视文化的世界眼光，无论这文化属于哪个民族和国家，只要觉得有价值，那就是属于全人类的，所以德国的东方学研究非常出色，出了很多大师，包括在二战期间在德国留学的我国杰出学者季羡林先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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