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密特评邓小平：他明白无法独自包揽一切
摘自《施密特：与中国为邻》，作者：（德国）赫尔穆特·施密特、弗朗克·西伦，海南出版社
西伦：你们对经济问题讨论得有多细？
施密特：我们谈了中国的对外开放和同时取消指令性计划经济的问题。当时的经济运转仍然依靠指令，指令的基础是五年计划。这个计划并非一无是处，但它从来都没有真正行得通，因为它没有留下自主做出决定和应对意外情况的余地。
邓向我粗略介绍了改革的概况，他对自己的作用也有清楚的想法。他说，他只是建议实行比较灵活的政策和改善同其他国家的关系。实际执行这个政策是别人的任务。对于经济，他本人懂得不多，但是他完全支持这些改革。新政策迄今取得的成就说明，没有他，现在担负责任的人也有能力取得好成绩。
但是，他仍然不放弃自己规划运作的大框架和评估当时经济的进展情况。他说，1978年底的三中全会只解决了农村政策问题。六年来，这项政策的实施已经取得相当显著的成效。新的“开放政策”打算把农村的经验推广到城市，但是城市的问题更加复杂。如果中国搬用资本主义的办法，就无法解决失业问题。而失业是中国的核心问题。每年新增加的求职者有七八百万人。中国应对的办法是创造新的工作岗位。另外，还有个把人留在农村的问题。七八百万新增劳动力当中，80%在农村地区。如果他们留在当地，问题就解决了80%。因此，中国集中精力于农村地区。“文化大革命”期间曾让城市青年下乡，但是他们在那里找不到工作，又回城了。
问及中国当时的通货膨胀率，邓小平没有回答。他说，可以预料，最近实施关于改革工资和物价制度的决定，会出现通胀性问题，但他并不认为中国当时存在通货膨胀。关于中国的经济问题，他认为危机是不可避免的体制内部效应的表现，人们正是在危机中可以展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西伦：邓小平一面谈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一面又谈论市场经济，这是不是说明他在的理想和现实的必要性之间摇来摇去呢？
施密特：我没有感到他在两者之间摇摆，他是置身于两者中间。他想进行经济改革，同时又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具有决定意义的是，与毛泽东不同，他关心把权力交到一批人而不是一个人手中。因为邓比毛更明白，他无法独自包揽一切。就此而言，他得以更好地把党内不同倾向的力量联合起来。与所有政党一样，内部不是都很一致的。区别在于，对外界来说，它的派别斗争不那么显而易见。邓小平的主要工作，不在于把党统一到一条路线上来或者促使各个派别相互斗争，而是把它们联合起来。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处于一个有利的地位。经济的开放会产生一种吸引力，使他干起来更容易一些。
西伦：您和他谈了经济特区吗？这在当时可是共产主义的全新事物，东西方都投以极其怀疑的目光。
施密特：谈了。建立经济特区是个聪明的主意。邓小平选择改革比较容易结出硕果的地方作为重点。他在沿海建立经济特区，从一定程度上说，世界经济就在海岸的咫尺之间。另外，生活在那里的人们当中，经商的传统还没有完全湮没。那里有早在1900年之前或者至少在二次大战以前就从事海上贸易和世界贸易的家族。那里还有一些孙辈知道祖父或者叔父干过些什么。如果现在需要小心翼翼地向世界迈出头几步，他们还有个在台湾、香港或新加坡的平辈亲戚可以指望。至于这一切在细节上是否能顺利进行，我无法判断。但是这个原则是有说服力的。一步一步地走，这是邓小平的特点。他不是七步并作一步，而毛泽东则是一个把七步并作一步走的人。
西伦：邓小平的经济专业知识是从哪里来的？在经济方面，他是不是一个充分合格的谈话伙伴？
施密特：他是。他在法国生活过六年，而且在雷诺的一个汽车厂干过活。那时候，他基本上懂得了市场经济是如何运作的。当然，他感受到了法国的发展水平比中国高得多。这肯定深深地影响了他，使他与毛泽东有了明显的差别。毛是在成为国家领导人之后，才前呼后拥地出国的，而且只去过莫斯科。不过从谈话中已经可以看得出来，邓操心的只是大框架，而不是实施细节，不是现代经济的精密机制。干这些事，他有胡耀邦（1915～1989，1980～1987年任共产党总书记）等人。不过，胡耀邦常常做过头事。因此，当时的一个大问题是，一旦邓不在了，情况会怎么样。
西伦：邓小平和党内其他一些领导的区别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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