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解释学、海德格尔与儒道今释》
王庆节先生作为我国“海派”学者的代表，不像陈嘉映那样只囿于单一的学术视野，也不像张祥龙那样一味地将中西学术排出个高下之分来，而是能够站在一个没有门户之见的立场上公正地看待诸多问题，实为深刻。
我们对于事物的命名是具有偶然性的，我们之所以没有将“苹果”称之为“台灯”，只是一种巧合而已，那么究竟我们所称为“苹果”的东西在其本质上是什么呢？这不是一个哲学问题。或者说，哲学不追问这样的问题，因为对于这种问题的回答是由科学研究和义素分析来给出的。而哲学所要追问的仅仅是那个不变的谓词“是”，这个“是”在赫拉克利特那里是“逻各斯”，在巴门尼德那里是“思”——这个“思”不是思想，也不是与思想相对立的实在，而是使思维活动得以成立的根据，在海德格尔那里便是“存在”。存在一方面是存在者得以存在的依据，一方面存在又只能通过存在者来显现和见证。那么，“存在的意义应当在哪种存在者身上被破解出来呢？存在的展开究竟选择哪种存在者作为出发点？”海德格尔认为合适的存在者只有一种，它首要的任务是作为存在，而不是作为存在者，它不是为了什么东西而存在，而是为了存在本身而存在，这种存在者便是人，海德格尔的术语称做Dasein，Dasein这个词，陈嘉映译为此在，熊伟的旧译翻作亲在，王庆节认为熊译更好，因为Da是到达、亲临的意思，sein是在，存在的意思，亲在就是不断地去亲临存在，它总是从它的生存来领会存在本身。那么，作为“我”的这个“是”又是如何通达“是什么”的呢？首先，“我思”是“我在”的一种方式，其次，“我在”也不是一个孤立的、脱离了世界的“我”，“我”是在世界之中的存在，海德格尔认为，人生在世就是“操心”，这个“操心”不是某种心理学意义上的具体活动，而是人生在世的原始状态和基本状态，这种状态是一种深刻的“无聊”，一种“无”，但亲在决不安于这种状态，有一种从无向有的冲动，这种冲动被称之为“筹划”，筹划的过程便是由存在通往存在者的过程，“沉沦”的过程，此处的“沉沦”没有任何日常使用中道德谴责的意味，它只是表示一种“被抛”的状态。亲在在与物的“操持”关系上，有两种不同的态度，一种是将物当作某种固定不变的特质的“现成物”来看待，一种是当作某种正在运用着的“上手物”来看待；亲在在与他人的“操劳”关系上，也表现为两种状态，非本真的和本真的状态，在非本真的状态中，作为本己的亲在完全消解于“常人”之中，一切所作所为都取决于这个“常人”的好恶，“常人”决定着我日常生活的存在方式，它抹平了一切人与人之间的差别，人人都一样高、一般齐，然而相对于非本真状态的本真状态也并非如我们所想象的那样“自由”、“澄明”，自由本身就是一种刑罚，好像K在流放地，时刻感到“无家可归”，感到一种莫名的“畏”，于是，人们宁愿放弃本真能在的方式去存在，而选择在“常人”的方式中，寻得一安身立命之所。但是，只要亲在在世，惶惶然失其所在的恐惧状态就必然追逼着他，直到“死”的降临，“死”意味着不再有任何可供逃避的地方可去，于是对本真死亡的领会搭起了一座由非本真的在世通往本真在世的桥梁。死亡不可避免地到来，迫使我们对时间的本质进行新的思考。我们存在于时间的境域之中。然而，对于必死的人来说，死亡是不可以被超越的，只有“思”可以得救，“思”便是“诗”，便是语言，“语言是存在的家”。
在海德格尔的后期术语里，有一个以天、地、神、人组成的“四方域”的概念，它们被统称为“物”，这个“物”不同于柏拉图的“相”，也不同于“对象”，四方是一个合一而又纯一的整体，“有如圆舞之于婚礼”，在老子的语言里，也有一个类似的四方域：“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在唐代学者李约的《道德真经新注》里，这最后一句话被改造成这个样子：“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王庆节先生论证了这种句读方式是非常有道理的，“无名万物之始，有名万物之母……两者同出，异名同谓”，“有无之相生也”，这该是老子的本意。在最早的郭店楚简里，“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这句话是这个样子的：“天下万物生于有，生于无”，这再一次证明了上述观点，想来后面一个“有”字该是后世一元论者想当然地加上去的，还有“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也不见于郭店楚简，想来亦是后世好事者依据“三爻成卦”之理凭空捏造出来的。这样一来，事情就再明白不过了，老子和海德格尔都强调人的有限性，但老子更强调“由生而在”，海德格尔则更强调“向死存在”，而这个“在”只能是“共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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